清末山头林立铁良政敌比袁世凯多
凤凰历史：还是接着刚才那个话题。铁良实是清朝末年涌现出的不可多得从基层干上来的有才干的满族大臣。有人评价他和张之洞，认为铁良是不学有术，张之洞是学而无术。而且他对清朝政府也称得上是忠心耿耿。可是为什么在载沣这批勋贵少壮派上台，立志要振兴清朝的情况下，铁良会被“发配”到南京做一个空头的江宁将军？这是不是说明了传统中国一个政治现实：什么政治目标，和小团体利益相比都微不足道？
江上苇：这还是山头问题，既然载沣更信任科班出身的军事干员良弼，那么与良弼不睦的铁良自然要有所发遣。而且在满蒙亲贵中，铁良的对头恐怕比袁世凯还要更多些。
清朝废科举利在千秋 唯独摧毁了清朝统治
凤凰历史：有人说，事实上1905年仓促废除科举才是真正导致清朝政府在1911年垮台，进而使得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解体的大事，您认同这个看法吗？
江上苇：我认同这个看法。
关于科举，乾隆年间满大臣鄂尔泰说得再透彻不过：“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凡以牢笼志士，策驱英才，其术莫善于此。”朝廷设科举不是为求才，而是要给社会一个泄洪口，给士人们提供一个合法从政的公平途径。一旦这条路径被壅塞，那些饱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教育的书呆子们，就只能通过其他非法途径来参政，这就是革命。
清朝废科举，利在千秋万代，但独不利于清朝自己的统治，它生生地将旧时代的泄洪阀堵塞，却又迟迟找不到替代品，于是帝国堤防崩溃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废科举后好多年，有几个前朝遗民聚在一块吃太史蛇羹，主人是前清进士江霞公，客人是江的同年谭延闿，作陪的是年纪还轻，只来得及考个秀才的汪精卫。饮酣，座中一人喟然长叹：“如果科举不废，谁还来革命！”说这话的是谁呢？前清举人胡汉民先生。
这几个知名“乱党”的评价，大概是对废科举一案，最好的盖棺定论。
鼓吹革命的人并没想牺牲
凤凰历史：近来有人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如果参考明治政府以及后来的苏联改革经验。事实上在19世纪，后进国家想要进步到发达国家，必须用大政府的管理模式；必须“集权式”管理。可在中国，任何清政府“集权”的努力，都会被看做没有改革的诚意；然而当时的精英阶层一方面不停的要求清政府交出更多的权力，一方面又要求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表现在外，就是强国，扬国威，比如日俄战争中要求对俄宣战）。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江上苇：这正是清末政治矛盾中，最不可调和之处。
要全面破除旧时代的影响，必须有一个强权集中的政府，方能够以非常之手腕重设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必须有一段变革非常的时期，以推行这场旷古罕见之大变革；还必须有一代敢于承受转型阵疼之苦难的人民，否则社会就将因盲动和无秩序付出更多的调整代价——然而，那些鼓吹“大乱大治”的“乱党”们，那群盲从“乱党”的庶民们，却谁也没有为这个“大乱大治”的时代做好自我牺牲的准备。
他们倒不缺乏慷慨赴死的勇气，但绝无将一生的苦难、近乎极限的忍耐以及跌宕起伏的失落，奉献给历史圣坛做祭礼的打算。他们几乎没有人考虑过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这场旷古未见之革命，持续时间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并改变三四代人的生命轨迹。
同盟会发展过程中湖南派一贯是起调和作用
凤凰历史：另外，对革命势力有一些问题。当时孙中山在革命党中的实力究竟有多大？当时在革命党内是否存在广东派（孙中山、汪精卫）、湖南派（黄兴、宋教仁）与江浙派（章太炎、陶成章）问题？如果确实存在三派，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三派的成因与发展到最后消亡的过程吗？
江上苇：广东派、湖南派和江浙派，实质上分别对应的就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除了老广为主体的兴中会因为经济基础独立，思想新颖而走在前面外，华兴会和光复会都是因留学生出洋增长见识，兼受到俄、法为首的列强吞并刺激孕育而生，所以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而兴中会则以华侨、商人为主。在同盟会的发展过程中，湖南派一贯是起调和作用，而广东派与江浙派斗争较多。
因为内斗，江浙派一部分骨干在辛亥前退出同盟会而重组光复会；湖南派则至二次革命后孙黄分家，才逐渐分散退出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核心层；广东派因系从龙之臣，故一直坚持到蒋介石操持国民党时代，才被排挤出国民党核心圈子。然后又是江浙人上位……
孙中山干革命是典型的风险融资经营
凤凰历史：黎元洪曾经说在辛亥革命前，他根本不了解孙中山，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主张；并且认为孙中山当时也就在外国人那里有影响，大部分国人，甚至国内主流社会根本不清楚孙中山以及他的革命主张，是这样吗？
江上苇：正是如此。孙中山是革命的首创者，但却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有效的组织体系，更没有自己的一套军事班子和核心队伍。在辛亥前他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找个闹市口干一票买卖扬名，然后借此出洋融资，融资后再干一票更大的买卖，然后再融资……跟如今某上市公司的经营模式差不多，典型的风险融资经营，说难听点，如果不是修成正果，这难说不是一个以大义为号召的庞氏骗局。这样的买卖，当然只能针对有闲钱而又特别有爱国热忱的华侨来运作了。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属于帮派与军官
凤凰历史：现在对辛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人认为是早产，有人认为革命不彻底，还有人认为已经成功了；但在现在我们知道辛亥革命这个概念其实是1920年代国民党宣传的结果，在此之前，一般人的提法是“武昌首义”。您能给网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辛亥前后中国的社会现状吗？
江上苇：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其说是仰仗同盟会的组织，不如说是天下人心思变，而新军乘之。辛亥的胜利果实，属于新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属于哥老会，而不是同盟会。所以从同盟会国民党的角度看来，是早产了；但要从少壮军官的角度看，那却是正当其时——虽说少壮军官们大多没有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去施展自己的社会抱负。
职业革命家孙中山注定当不了刘邦
凤凰历史：最后，我们有一个问题。李敖曾经评价孙中山先生，认为先生是为救国而卖国。您怎么看孙中山一生中与外国达成的这些协议？
江上苇：孙中山是个集万千矛盾于一身的革命家。他的爱国热情毋庸置疑，但手段却历来偏险。他从不忌惮以“卖国”的行径来换取爱国的筹码。以满洲土地权益换取日本之反清支持，这已是他口中的老生常谈了。他不是睿智的政治家，而是专业的革命家，他是振臂一呼的陈胜吴广，却注定当不了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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