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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产业政策扼杀企业家精神

时间:2014-07-25 18:06:43   作者:

(资料图片)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核心著作《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理解公司》近日推出。7月11日,张维迎在“对话张维迎: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的转型”新书读书会上发表演讲,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转型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凤凰网大学问精编演讲内容,与广大读者分享。

怎么去培养企业家,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培养企业家。企业家是天生的,他是一种怪物,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可能很贪婪,也可能为了高尚的目的,为了国家利益办事,但是他就是与众不同。

做什么事一定不能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当然我知道你会忍不住,因为政府会给你优惠,因为人是贪婪的,政府给我几千万,我干嘛不要?但是这很可能让你走入歧途。我反对政府给任何企业优惠,从历史来看,企业家就靠自己,该死就死,有本事就存活,这才是经济的活力所在。

我们政府关注的是什么?是森林的茂盛,而不是树木的死亡。没有树木的死亡森林不可能茂盛,所以政府不应该对企业实行歧视性、特权性的政策。

嘉宾介绍: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著有《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理解公司:产权、激励与治理》、《中国改革30年》,《市场的逻辑》等。

以下为演讲内容精编:

中国要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

所谓的中国经济转型是什么意思?这个转型包括两方面,第一个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1978开始,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企业家是最关键的,是一个核心,时代需要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第二个是近几年谈的多的,就是整改方式的转型。这个转型就是从配置效率提升推动着创新驱动的整改,核心也是企业家。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般的整转理论。一个是新古典增长模式,讲的是产量、生产哪儿来。从三个方面来。第一个是资本的积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设备、厂房,这和农业时代不一样;第二是劳动力增长;第三是技术进步。

第二个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GDP的增长代表经济增长,GDP包括三部分: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这被称为三驾马车。按照这样一种理论,经济增长来源于总需求的增长,我们要刺激消费,刺激投资,刺激进出口,进口处于出口的那部分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当今中国好多人喜欢的,包括外商的投资,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分析中国经济,有哪些消费需求和投资,看政府的货币政策,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模式基础上。

我认为这个模式错得离谱,原因在于什么地方?这三个部分只是GDP的构成,本身不构成一个增长的源泉。我们讲投资,投资是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是不能从需求的角度理解,投资本质上提供了供给,投资伴随着技术的创新使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我们只要投资就有需求,就有GDP。现在中国面临的好多麻烦,就是基于对这样一个错误模式的认识。

更离谱的是消费,我们发展生产本来是为了消费,但在这个模式里边,消费只是一个手段,我们的目的是GDP的增长。

这个政策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就与2009年时期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有关。当面临新的困难时,我们还试图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继续去解决,我认为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我们要真正理解经济怎么发展、怎么增长,我想我们要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

企业家创造新的市场,中国企业家做得比较差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斯密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财富怎么增长?国民收入怎么增长?依赖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每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更多的东西,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依赖于什么?依赖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

这个模型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含义,尤其对于企业家来讲。首先经济增长一定是一个分工链条不断拉长,原来由一个人做的事,现在由两个人、十个人、一百甚至一万个人来做,经济增长一定是专业化程度不断地加深。第二,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一定是在不断变化。尤其我强调一点,在经济增长的落后阶段,我们知道物质的需求比重比较大,而越到后来,非物质的、看不见的,包括我们讲的软件,这些东西的份额就变得越来越大。

企业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发现市场,创造市场,这件事情原来是没有的,好比电脑市场、软件市场原来都是没有的,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方便面市场原来也是没有的,原来大家有面粉市场,这都是企业家创造的。企业家要发现创造市场。

进一步讲创新,它本身就是企业家的一个基本功能。创新和分工又是相互作用的。我刚才讲了分工越细,创新越多,创新本身带动了分工。某种意义上,没有创新,好多分工是不可能的。以方便面为例,如果没有生产方便面的机器,靠我们过去的擀面杖去擀面,那么不可能有方便面这个市场,不可能有这种分工。

经济发展之后,发展的财富怎么变成新的市场,这本身也是靠企业家的功能。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家这方面做得比较差。为什么说现在有好多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什么含义?产能过剩是没有创造出新的市场、新的需求。企业家并没有把增加的财富和收入变成新的市场,只是在重复原来的生产,只是在原来的市场上进行重复的制造,所以就出现了产能过剩。从这里我们看到企业家对整个经济增长是多么的关键,无论市场的发现、分工的出现、创新以及收入变成新的市场,都要靠企业家精神。

接下来给大家解释企业家在做什么。企业家基本就两个方面的功能,第一是发现不均衡,第二是创造不均衡。经济学家喜欢用均衡分析的方法。所谓均衡,就是所有的资源都得到了最有效的配置,没有盈利的机会了。所有企业的收入本身都是成本,你的销售收入都化为工资收入,没有任何经济利润可言。当然你可能有一些快捷利润。企业家要发现资源错配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个不均衡,然后我们再追逐利润、选择生产,最后纠正市场的错误,使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第二,创造不均衡。假如市场已经均衡了,没有利润可言了,这个时候怎么赚钱?就是打破均衡,靠创新。举个例子,电脑市场几年前早就饱和了,中关村卖电脑赚的钱就是搬运工的钱,赚的钱可能没有卖天津煎饼的人多,这个时候已经没利润了。苹果的平板电脑彻底打破了均衡,创造了新的产品,那么它就有利可图,这就是打破均衡。当然这两个功能总是结合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彻底分离,但是理论上我们仍然可以做这样一个区分,对我们认识企业家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能创造消费者需求的才是最伟大的企业家

伟大的企业家一定是对人的心理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解。我们区分了这三类企业家:第一类企业家,能够识别消费者自己都没有明白的需求。我们刚才说企业家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真正是要企业家去想象消费者会需要什么。这类企业家创造的是一种新的产品、新的产业,这是原来没有的。消费者不会告诉你他需要什么,但是你生产出来以后他可以不买,那你就完蛋了。现在中国的好多企业,他的新产品展示有好多,但是市场上没有,他的产品技术上是生产出来了,但是经受不起消费者的检验,所以没有成功。

第二类企业家,你满足市场上已经表现出的需求,你比别人做得更好,要住房你盖房子,要穿衣服你制造衣服,饭馆、汽车、计算机等等,你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

第三类是按订单生产。这是最简单的企业家行为。

在人类总体当中第一类企业家是比较少的。引领产业发展,引领经济的领袖基本都属于第一类企业家。在中国的这一类企业家,我不能说没有,很少。像马化腾、马云,我认为是这一类,大量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可能够不上第一类。在座的可能不服气,我希望你能反驳“我是!”我最高兴的,就是你认为你自己够得上第一类企业家,就是纯粹创造出新产业来的。我希望中国未来有越来越多第一类企业家,这一类是最重要的。

乔布斯并不搞任何市场调研,他对市场的了解很重要,创新型的企业家有时候不搞市场调研,但是能生产出一个东西消费者拿到以后喜欢得不得了,这才是最伟大的企业家。如果企业家每天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觉得你已经比较差劲了。举个例子,假如你是一个装修公司,人家雇佣你装修,你问客户,你让我怎么给你装修,全部问人家,那你这个装修公司肯定要完蛋的。好多装修公司一定是一看房子以后,你就给人家提出一套方案,主人一看,他就需要这样的,那你才能赚钱。

创新和模仿区分开来并不容易。山寨的形式某种意义也是创新,我今天讲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创新。创新的利润和套利是不一样的,套利的利润一开始很高,逐渐趋于零。创新的利润一开始是负的,你投入很大,但是没有人买,或者你的规模达不到。随着你市场被发现,被更多消费者接受之后,你的利润会越来越高,但是到一定程度以后别人就开始模仿,开始跟你竞争,然后你的利润就开始下降了,最后也趋于零。

一个企业为什么要不断创新,就是这个原因,没有一个产品可以持续地使你生存下去。一个好的企业一定在一个产品最赚钱的时候就开始选择这个产品不赚钱的时候,就投入进去开始新的产品创新。在中国,很多这样的企业夭折了,或者搞得不是很成功,与这个有关。我记得八十年代四通的电子打字机很赚钱,我们知道计算机进来之后打字机就没人要了,四通没有把它从打字机中赚的钱真正用于计算机的开发。

创新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创新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有一个想法而已,一个idea,这个想法是常人没有的,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你想出来以后别人觉得你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这很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当然你要把这个想法变成消费者愿意买单的东西,如果你做出来消费者不愿意买单的话,说明你这个创新是失败的。我们过去二百多年的经济史,基本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的历史。我们今天消费的好多东西三四十年前谁都想不到,150年前没人能想到的,但是100年前它就出现了,而且市场不断扩大,这就是企业家做的事情。

政府的刺激政策阻碍企业创新

中国的企业家过去做了些什么?大致来讲中国企业家到目前为止做的主要是套利,发现市场不均衡,通过改变资源的配置效率来赚钱。这个不均衡,盈利的空间越来越薄,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未来我们企业家究竟应该做什么?套利型的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但是创新型的企业家只是近代的事情。这是中国企业家现在面临的问题。

这个问题与我们中国发展的大趋势相关,中国过去30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道路。我问一下大家,中国人凭的什么本事用30年走过西方200年的道路?我们中国人聪明?如果聪明的话,我们早走过了。体制优越?现在有人这么思考,我们之所以比他们发展得快,我们体制优越,这叫中国模式,这个说法也有疑问。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别人在修路,我们在走路,走路花的时间比修路短,这是很自然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所有用的产品有哪一个是我们真正原创的?很少很少。有一些改进的,山寨版的,模仿的,但基本技术全是人家的。我们是后发,所以叫做后发优势。这个后发优势是西方的技术加上中国的劳动力,前提是我们开放市场。计划经济仍然没有办法利用后发优势,但我们还是利用了一些。我们这种经济可以叫寄生经济。我们能利用的技术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更先进的技术,人家不让我们用了,别人淘汰的我们可以用。德国人七十年代把捷达汽车淘汰了,中国上海八十年代引进来仍然赚了很多钱。这个空间越来越小,这就是我们转型面临的问题。

从技术到市场的转型,我们可以靠套利型的企业家,敢冒险,投机,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进行套利,你可以成功,然后不断地使经济走向市场化。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如何从套利效率驱动的增长走向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这也要靠企业家。斯密模型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的模型,靠资本积累,靠宏观政策来刺激转型,这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尤其对第二个模型来讲。一个企业总是找最简单的办法赚钱,如果说政府的宏观政策很宽松的话,卖什么东西都可以赚钱,那就没有真正的压力去创新。

从这个角度讲政府的刺激政策恰恰是阻碍中国企业创新、企业转型的重要因素。

企业家需要自由环境不是产业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没一个是成功的

企业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类人?在座有不少企业家,我有点班门弄斧。我们自己思考一下,我们面临着不确定的世界,风险和不确定是不一样的,风险是可以用概率分布计算的。而企业家做的所有决策都是没有办法用概率算的,完全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没有任何软件的时候,盖茨想到软件。所有企业家的愿景,对未来市场判断的能力非常重要。我们一般人认为企业家在承担风险,其实他要有更大的自信,你的好多判断都依赖于你的想象,这个非常重要。

怎么去培养企业家,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培养企业家,企业家是天生的,他是一种怪物,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可能很贪婪,也可能为了高尚的目的,为了国家利益办事,但是他就是与众不同。

我们政府能做什么?就是创造一个制度环境。这个制度环境是什么?我认为是三方面:第一,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我不认为能真正地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企业家最初的想法都很古怪,而我们现在一想到很多创新,事先就老想给它设一个框框。大家可以想像100多年前,发明飞机的时候,要是政府出一个文件是怎么监管航空业,估计人类到现在都坐不成飞机。创新一定是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只有人类的心灵自由,才可能。自由很重要,我们虽然觉得自由,但我们很不自由,这就是创新出现不了的原因。

第二,稳定的预期。稳定的预期最重要的是法制,法制一定是保护自由,保护私有产权的,产权的保护也非常重要。我们目前面临的障碍:经济方面,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企业与公平竞争不相容,政府管制太多;金融不自由,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政治体制方面:司法不独立,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寻租和腐败。

企业家的创新与政府的产业政策。中国不少人推崇产业政策,以我的经验研究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是成功的。为什么人们还推行产业政策呢?我想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无知,另一个不好听,就是无耻。

理论上讲,产业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下,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坐在办公室的人怎么能比一个企业家更知道什么是未来的产业?看看美国多年发展的产业,单纯由政府审批的话,哪一个能出现呢?现在好多产业发展得好,都是政府不懂的时候做起来的,一旦政府觉得懂了,这事可能就麻烦了。

最重要的是软的制度而不是硬的制度,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我对在座各位的忠告,做什么事一定不能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当然我知道你会忍不住,因为政府会给你优惠,因为人是贪婪的,政府给我几千万,我干嘛不要?但是很可能让你走入歧途。我反对政府给任何企业优惠,从历史来看,企业家就靠自己,该死就死,有本事就存活,这才是经济的活力所在。我们政府关注的是什么?是森林的茂盛,而不是树木的死亡,没有树木的死亡森林不可能茂盛,所以政府不应该对个别企业提供单访,不应该实行歧视性、特权性的政策。我觉得非常遗憾,我们真正要争取的是废除任何特权,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中国的体制下,一旦你做得好了,你容易变得有特权,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再进一步讲,我们要企业家真正发挥作用,要建立市场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是政府建的,没有市场经济是政府建的。政府要做的是扫清市场的障碍,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的精神自然而然就来了。

给民营企业家安全感,才会有创新

中国目前的改革是功利主义的改革,什么意思?经济发展是最大的事,GDP是最大的事,衡量一切事就是是否有利于GDP,有利的就是好的,不利的就是不好的,这是有问题的。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不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对民营企业来讲,为什么要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有效率,我觉得效率不是它唯一的理由。我们真正认识到自由创新、自由创业、自由交易,都是人基本的权利,不可以轻易剥夺。我们应该由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优先。

人应该有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先于任何的功利,先于任何的利害标准。当然我们涉及物质利益的一些东西可以用功利主义标准,但是涉及基本权利,人权和尊严,不能按功利主义。

下一步我们应该改革,真正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真正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话,要注意这一点。我们的市场不是经济增长的工具,市场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一种途径。如果我们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市场经济自然会来。反之,如果我们的体制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在那个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地给民营企业家或者每一个人安全感,有了这种安全感我们才会去创新,去发展。

过多的政府管制其实消灭了企业家精神,弄得大家没有办法做。韩国三星为什么成功?就是它的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就是100亿美元的投资,老板可以拍板。大家看看现在大量的企业都不行了,日本战后第一代是企业家精神做的企业,现在越来越不行了。我希望中关村科技园的企业始终保持着企业家精神,变大以后不能变成官僚集团,这个时候就非常危险了。

过去十年,国进民退了

主持人:请问您能不能建立一个概念,国企的管理者算企业家吗?

张维迎:国企的管理者一定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但是从制度上讲我们不能叫他企业家,他并不真正承担经营的风险。企业家是什么?就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判断失误就完蛋了,判断成功就红了。比尔盖茨、乔布斯、马化腾这种人,马化腾当时找投资,找50万美元都没人给他,最后南非的一个人给他,他才成功了,这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没人任命你,企业家是自己折腾出来的,凡是别人任命的人都不能叫企业家。

主持人:您在演讲当中大量讲了创新,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张维迎:我觉得政府没什么角色可承担的,政府就是创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要尽量平等。好多企业家不是一下就成功了,要经过很多失败,一个社会有宽容的精神,有平等的环境,我想就可以创新。我反对政府用各种政策支持一部分企业,因为它一定是歧视性的,一定是给企业优惠,这样大家都去寻租。

主持人:经济增长的舞台到底由谁来唱主角?您觉得应该让市场、企业家唱主角,那么政府到底应该怎么样重新去界定自己的角色? 

张维迎:我们国家走到这一步真的难,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反腐败又消灭了它的积极性,要从根上考虑这个问题。一个国家从长远来看,靠地方政府搞项目、发展经济是不是健康的。

为什么中国这么依赖于地方政府?就因为我们太多的投资权、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手里。

我们在计划经济下什么东西都是政府生产的,政府不生产的话用不了火柴,吃不上盐,用不上手指,袜子都没有,不是那样的。政府不生产了,让企业家去生产的话,我们用得更好了。政府现在发挥这样大的作用本身是不正常的表现。

提问:政府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扭转功利主义横行的情况?

张维迎:我觉得如果政府不功利主义的话,企业家就不会太功利主义。我讲的功利主义,不一定是赚钱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就是把某一种东西作为目标,所有都围绕这个。

改革的思路整体要改变,我们这个国家整体变得不要太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会伤害好多社会道德。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社会稳定压倒一切,如果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一个目标,如果我们不考虑个人的权利,包括宪法赋予他的权利,那这就是功利主义。

不考虑个人权利的话,人们得不到公正的对待,这个人的道德就有问题了。这个人有道德的前提是,他认为这个社会基本是公正的,如果他认为这个社会本身不公正的话,你让他有道德都很难。我不是说不可能,但大部分人是很难做到的。

提问:过去十年,您认为是国进民退了还是民进国退了?

张维迎:过去十年,2003到2012年,国进民退,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人的心态,浙江、广东这些地方原来都是拼命发展外资、民营企业,但是几年前,他们拼命地引中央的一百几十家大型的国有企业。江泽民、朱镕基那个时候,大家对国有企业的批评比较多,国有企业负债、亏损,但是过去十年我们都谈的是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这种心态的变化也非常大。这是我的一个判断。还有好多指标,煤炭行业,山西好多民营企业被收归国有了。

提问:央企进行混合所有制经营,这样一种操作模式下,政策导向会走向哪里?

张维迎:混合所有制可以作为过渡的方式,不可以作为稳定的制度,全世界的经验都是。我们中国的经验就是,长期实行混合所有制的话没法稳定,会引起很多混乱、腐败。你们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和国有企业合作,我个人在这方面比较保守,从过去的好多经验来看,除非你有特别的关系、特权,有些人打着国有的旗号,其实被国有企业掠夺了资产。经营的风险、体制的风险有很多,你要谨慎。(西部企业信誉网据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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