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内著名学者。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
说是要讨论青年问题，一说到青年大家很自然地就会说，我先从稍微抽象一点的问题来说，因为一说到青年，大家都会讲年轻人，但事实上青年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不完全是一个关于年轻人的问题，因为这个青年的问题说到最后，是生命状态的问题，是吧？我们回顾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青年问题，少年、青年、青春这都是政治性的问题，一个时代要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把问题设定在青年人身上。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非常著名的《少年中国说》，陈独秀办《新青年》的时候，开篇叫《敬告青年》，李大钊写了《青春》，非常重要的文章，《敬告青年》六大主义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记得当时他所说的这些话，我还把他的文章带来了，看看今天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对青年的要求，差异是什么。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的时候提了六个原则，一个是他希望青年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些东西就他的具体的内容而言，到今天已经成为青年一般的原则，但是很有可能有一些原则，需要重新充实，比如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个话说得很对，今天也一样，可是那个时候束缚我们的，我们要摆脱那个奴隶的那些内容，跟今天我们要摆脱的内容恐怕差别很大了，那个时候提出的理念，有可能也成了我们新的束缚，所以青年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教条地来对待的问题，总是来源于对一个时代的困境、问题的认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也就是说如果要讨论青年，我们必得有一个重新讨论我们对自己的时代，重新认识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自己过去编《读书》杂志，曾经在离开《读书》之前，出过一组文集，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重构我们世界图景”，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对一个新的生命的召唤，因为如果你没有新的图景，无论是思想、创作什么也不可能有。刚才鲁明军先生说，很多人的作品缺少独特性，他说的是差异，我更喜欢说的是独特性，因为那个独特性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好，不止是跟别人的差别，而且是有非常创造力地带动一个时代变迁的那种力量，但是它是非常独特的。
所以这个青年的问题，首先来源于对于一个“时代意识”的问题。陈独秀1915年创刊《青年杂志》的时候写了《敬告青年》，然后到了第二年1916年年初第一期创办《新青年》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篇，也是很出名的文章，我把这题目可以跟大家说，这个文章叫《一九一六年》，大家可能都了解这个时期，为什么它叫《一九一六年》？他是这么说的，一个是他说，我们现在的人是二十世纪的人，我们不再是过去的人，现在是创造20世纪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所以他下面有一段很有意思，我把它念一下，他这段话是：“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所以他说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迄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五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
他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很有趣，他的意思是说到了1916年这个年头，对我们来说应该有一个自觉，一旦有了这个自觉以后，在1916年，也就是1915年以前的历史都是古代史了，今天的人听这个话会觉得他过分的绝对，现在人大概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了，尤其过去20多年，在批评反思五四的时候，也都会说这是一个进化论的思想，因为都是新的越新越好，但在我看确实，他们都有进化论的思想，对新的崇拜。
但是这段话里面不完全是进化论，这段话里面是一个决断，是一个主观的决断。就是说，我到今天为止我要跟过去断开，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到了这个时刻，新的政治开始了，我不能再走旧的政治的道路，所以新青年的意思，对他来讲是开创一个具有新的政治的时代的意思，这个”新“不只是时间上的”新“，而是指新的政治。我记得我们这个系列对话里面还有一个讲历史是吧？陈独秀将1916年赋予独特的意义，与过去断开，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叙述，体现了他的历史观。
今天这个时代，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趋向于保守的时代，看起来也趋新，但是它比较保守，保守表现在他去挖掘传统，但是在挖掘传统的时候，产生出的创新很弱，好像顶礼膜拜很多，把传统重新变成创造资源的能量却很少。这里头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讨论青年、讨论青春、讨论新的政治，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要界定自己跟历史的关系。
我觉得在这点上，要有一个区分，什么样的区分呢？一个区分是说我们现在要讲这个新，不是简单的说拒绝传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决断，就是说我从此开始要跟过去许多的惯例，跟现在仍然控制着我们的这些历史的因袭，要有一刀两断的决断，也只有在这个决断之上，你才能够对历史、对传统进行创造，所以新政治的产生，不是产生于延续旧的，恰恰相反，是要跟它有一个断裂和拒绝的意识，在这个前提下所谓的文艺复兴时的去追溯希腊，找那个旧传统，才会是创造性的根源。
这两点我觉得要区分开来，一种区分是说它并不是说像过去说的反传统拒绝传统，不是那么简单，就像文艺复兴一样，他是要回到传统的，但这个“回到“是以历史的断裂为前提的，而不是一般地说延续这个历史的脉络往前的。比如说唐代晚期韩愈发起古文运动，他说”文起八代之衰“，什么意思？他实际上是意识到文脉到他这早就断掉了，我要去追那个东西，是以断裂作为前提的，先认识到断裂，而且意识到这个情景，然后才认识到我必须重新去找这个东西。所以任何一个时代新的政治发生的时候，想要从一般性的延续当中找到这个新是不可能的，一代人产生出来的时候，就得要有这个决断，但这个决断背后对待传统，对待古代传统、现代传统，各自有不同的态度，在里面寻找不同的创新的契机，那是另外一个意义。这就是所谓自主的意思，自主就是从这开始的，这是很有趣的一点。
我再说一篇我也很喜欢的文章，就是李大钊写的这篇《青春》。青春是什么？青年这个意思好像是指年轻人，但青春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能量，所以一个人可以活到很老，可是身上有活力，也就是青春永驻，一个人可以很年轻，可是他已经老了，他没有创造力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青春只是指青年的意思，青春包含了对生命活力的一个理解。
所以李大钊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历史上不断的要有青年就有白首，这个总是在变化当中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创造这个青春，所以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人们创造过程的产物，青春它既是自然，但同时它是创造出来的，一个可以从内发出来找到它，使得这个青春能够永驻。所以他说这个”致我为青春之我“，要让我变成青春的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斯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为此一大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相邂逅于无尽青春中之一部分空间与时间也。“这是他说的，所以后面他也用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总是变和不变构成的，他说：”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大家都知道这是从苏东坡的《前赤壁赋》里面出来的一个关于青春的一个理解。苏东坡的原话是：”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欲我皆无尽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强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青春之进程。
我现在说的多少有点抽象，把这个话放回到前面，刚才鲁明军先生特别提到，我们在今天所面临的好像同质化、重复，好像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是特别有自我，特别的追求自我，结果每个自我看起来都差不多，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从幼儿园开始到高考到大学毕业到找工作，到选择工作的方式，寻找市场的方式，把自己最终转化成为一个商品，卖出去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所谓的”自主的非奴隶的“，这个就是”奴隶的“。因为如果你所有的生活进程，都被这个逻辑宰制了，那就无所谓青春，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为把自己创造成为一个价钱稍好一些的商品在努力。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最后都是以此为目的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今天客观上如此，那我们寻找差异，在艺术领域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寻找差异的努力，看上去在寻找差异，结果寻找差不多，为什么那么多双年展看上去差不多呢？每一个都追新逐异，可每个都差不多，为什么每一个追新逐异每个都差不多呢？这背后控制差异的逻辑，也不过就是商品的逻辑而已，就是他一样的在背后的控制之下在寻找，所以这个时候当然看起来都是青春的，其实早已经是白头了，早已经是一个衰相。
所以在今天有意义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回溯20世纪，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五四传统的历史，它的具体的内容，我觉得都可以重新讨论。那个时候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新人的创造，所谓的青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这个范畴是跟当时人们理解中国最关心的主导问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我们都知道过去《新青年》创刊的时候，正是袁世凯复辟，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处都在讨论中国的危机，中国政治往何处去等等，那个时候大家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哪？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哪？绝大部分的讨论都寄托在，比如说政党政治，议会道路，宪政民主，怎么样去找到一个主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当时的政治，可是《新青年》提出的问题，恰恰是跟所有这些思考中国社会的方式当中，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他提出的问题是青年的问题，语言文字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妇女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伦理的问题，因为他意识到只有从这开始，才是新的政治的奠基，新的政治体才能被奠定。如果又回到那些反反复复不同的人在追究的那些问题，只能再一次堕入到老政治里面去。
所以他所说的青春就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对于青年的追寻，《青年杂志》、《新青年》，能够带动起白话文的运动，新文学的诞生，诗歌的创造，对于这些创造本身他的成果都可以有反思，白话文的得失，新文学的得失，新诗的得失，对旧诗的态度的得失，对传统态度，这都是可以谈的，但是毫无疑问，正是通过对青年、青春这样问题的追究，一个新的政治的途径得以展开，为20世纪铺垫了未来，这是直到今天还起作用的那样一个政治的过程，就是从那个点上开始的。
到今天我们发现，那样的点可能逐渐地在衰竭，我们现在需要寻找新的出发点，所以青年的问题再度浮现的过程，等于是要我们重新去提供，我们自己对自己生存的世界，有一个重新认识，有一个新的决断，这样的一个过程。
（ 西北企业信誉网摘自《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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