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三点看法

一、当前的发展局面和1997-98年高度相似

现在说银行利率偏高，恐怕所有人都同意。春节前，我到江苏宿迁去调研，地方的同志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企业为银行打工是困扰当前经济运行的最大问题。

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货币政策的人都知道“泰勒规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货币市场上美国联邦基金实际利率的均衡水平是2.5%。当然，在实际操作中，美联储会根据物价变动态势对名义利率进行调整。物价上涨时，名义利率就上升多一些；物价下跌，名义利率就下降多一些，以此来反映政府“逆风向调节“、稳定经济运行的态度。这是美国的经验，但作为一个价格指标，它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按这个标准看，我们银行间市场7天期拆借利率2012年平均为3.54%，PPI为-1.72%，实际利率为5.26 %；2013年拆借利率平均为4.18%，PPI为-1.9%，实际利率为6.08%；2014年拆借利率平均为3.75%，PPI为-1.87%，实际利率为5.62%。这样的利率水平是明显偏高的。去年11月份以来，由于石油、大宗产品价格大幅下跌，PPI下降的幅度进一步加大，利率偏高的局面更加明显。在此基础上，我国银行的借贷利差又明显高于国际水平，这就使得贷款利率偏高的局面更加严重。在持续高利率的挤压下，企业是不可能有很高投资意愿的。

从汇率角度看，2010年以来，人民币处于持续升值的过程之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2011年底只有107.77（2010年为100）,到2012年底上升到110.10，2013年底进一步上升到118.75，两年升值约10%。2014年下半年，由于石油铁矿石等大宗产品价格急剧下跌，美元快速升值等原因，人民币汇率呈现加速升值趋势。从6月到12月，人民币有效汇率从114.07上升到126.33，急速升值了10.74%。即便今年初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贬值趋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仍然升值了约3.2%。

现在我们看看财政政策。“4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偏离了设计者的初衷，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投资规模迅速扩张，而其背后的机理则是土地财政和基于土地财政的政府借贷。但自2010年后，中央政府即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土地出让金及地方债务的管理。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土地财政和基于土地财政的政府借贷增速明显放缓。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虽然达到4.29万亿，但增速却只有3.1%左右。今年1-2月份，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更是下滑了36.2%。这样，虽然政府一般预算赤字略有增加，但由于基金收支管理趋于严格，导致财政政策呈现出“明松实紧”的格局。如果从2012年开始计算的话，我国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已经持续了三年时间之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大体10年为一个周期。1992年，以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为开端，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经济运行在1993年达到高点，经济增长13.9%，CPI上涨14.7%，PPI上涨24%。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调整政策。财政方面就是实行工商税制改革，实行分税制；金融方面则加快商业银行改革，推动银企分离。再加上相对偏紧的货币政策，就形成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紧”的搭配格局。经过3年多时间，到1997年，大家都为成功实现“软着陆”感到高兴。但却忽视了政策的滞后效应。98年的“扩大内需”、“保8”固然有东南亚金融危机负面冲击的因素，但经济周期的影响、政策调整滞后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如果拿现在和上世纪90年代对比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现在的发展态势和1998年的情况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果政策不做出大幅调整的话，在经济体系运行的巨大惯性作用下，我国经济运行很可能出现快速下滑的局面。

二、当前经济处于加速探底期

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风险，是我们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三大矛盾和风险因素。近年来，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实事求是讲，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相反，有些方面甚至恶化了。比如，目前担保链条断裂的现象遍地开花，此起彼伏。房地产业是高息担保资金的重要投向。房地产业和担保资金运作密切相关。担保业破产既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表现，又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沉重打击。担保企业破产把储户的财富洗劫一空，改变了大家对收入和房地产业市场的预期，购房支出必然更加谨慎。现在，即便是北京市，今年一季度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下降了1/3以上(35.7%)。可以预计，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剧。

另外，从财政的角度看，去年我们出台了地方债管理新政。新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集权，这也是新《预算法》的精神。这样做有助于防范风险，但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过去地方政府自由支配土地出让金收入，为了发展经济可以说想尽了一切办法，挖掘了一切可能，打政策“擦边球”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但在新的制度下，地方政府显然不会那么积极了。财政领域的另一个大动作就是清理税费减免等优惠措施。税费优惠等措施，说白了就是投资补贴。取消税费优惠政策，必然会在短期内带来社会投资下降。大家都知道，土地财政、招商引资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最主要手段。这两项措施出来后，导致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既有经验完全失效了。新的办法是什么？还没有找出来。这样，就出现了地方政府无所适从，“不想干、不能干、不会干”的局面。有人会说，地方政府退出后，可以采用PPP方式来开展基础设施投资。这话没错，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基础设施领域（如高速公路、港口、桥梁、开发区等）也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目前，即便实现了政府投资向PPP模式的平稳转型，也会出现基础设施投资在短期内显著下降的现象。所以，民间投资、地方政府投资出现下降都是可以预期的。正是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个人认为，近期内经济增长出现明显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我们中心已有研究人员提出了“经济探底论”，认为今后一到两年是我国经济运行探底的时期。探底就是要低于作为平均值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我们中心前期曾搞过一项研究，结论是当追赶型经济体人均收入按购买力评价计算达到10000-12000美元时，经济增速会出现显著下降，下降幅度约为30%左右。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目前的潜在增长率约为7%左右，探底也意味着经济增速要低于7%。

三、稳定经济运行的几点建议

面对经济增速下行的巨大压力，首要的是保持冷静心态，区分风险来源。只有把趋势性因素和阶段性冲击区分开来，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具体而言，就是既要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又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新旧制度之间平稳过渡。从上述角度考虑，政府可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五个：

一是盘活闲置资金存量，重点支持PPP项目快速起步。这是个“一石两鸟”的政策。近年来，由于严格执行各项财经纪律，也由于预算编制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各预算单位账户上都趴有为数不小的一笔“结余”资金。财政部门应将其及时收回，安排支持新的项目。在具体用途上，可以重点用于补充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支持PPP项目快速起步；可以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健康发展。在城市集中供暖、污水处理、垃圾集中处理等领域，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缺口还是很大的；

二是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优化地方债期限结构。从国际经验看，政府为基础设施建设筹资，主要依靠发行债券和政策性贷款，期限可以高达二、三十年；而国内地方政府举债则多是从银行借款，期限只有三到五年。这就带来了严重的期限不匹配问题，也导致地方政府举债成本居高不下。应当通过优化地方债的期限结构舒缓地方政府偿本付息的压力，同时拓展地方政府的融资空间，为地方政府投资注入新的活力；

三是引导PPP健康发展。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广PPP模式，以弥补政府收入下降带来的投资缺口。PPP直译叫“公私伙伴关系”，其本意则是“政企合作”。在西方国家，国有经济规模很小，“公私伙伴关系”和“政企合作”是一回事。但在我国，两者的区分则是很明显的。许多人在谈论PPP时，都把其简单地等同于民间资本、私人资本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了我国长期以来依托国有企业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基本事实。事实上，我国的高速公路、港口、桥梁、乃至旅游景点建设，绝大多数都是由国有企业出面从事建设和运营的。讲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绝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在现阶段发展PPP的可行路径，应该是国有企业与私营资本成立混合所有制项目主体，由其出面从事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四是采取措施稳定房地产市场。在保障性住房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逐步放宽对购买第二套房的限制，激发改善性住房需求，稳定市场预期。结合房产税改革，改变房地产税制“保有环节轻、流通环节重”的局面，鼓励房地产二手交易市场发展。取消对房地产企业融资的限制性政策，逐步降低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对于那些陷入经营困境的房地产企业，则要提供相应帮助，协助其平稳退出。

五、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

政策性金融是后发国家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善而设计的特定制度性安排。无论是在日本、韩国，还是我国，政策性金融在协助实施产业政策、改善基础设施方面都曾发挥重要作用。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民间资本是救世主，PPP是万能灵药。一说土地财政要退出了，马上就想到要用民间资本来补充。其实，民间资本是逐利的，在确保获得稳定的、特定水平的利润之前，民间资本是不可能出手的。PPP项目要取得成功，需要以法治、契约精神、政策稳定性为前提，而“中国奇迹”恰恰是在强政府、弱法治的背景下取得的。从“强政府”转到“强法治”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来填补制度性投资缺口。而政策性金融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也使其能够有所作为。（西部企业信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