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秦国历史究竟该如何评价？
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往往以野蛮民族战胜文明民族而告终，但就在野蛮民族战胜文明民族的过程中，它却被文明民族的文明所征服。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话语。
以秦国的文化身份而论，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一直被中原和东方各诸侯国所小视。秦穆公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其实有些担待不起。因为当时秦国所霸，只是西戎地带，也就是它周边的少数部族。这些当时的小部族，文化落后，组织力量也不强。秦穆公只是霸西戎，不是霸中国，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境内造成大的影响，并未真正进入当时“主流中国”的主要视域之中去。秦孝公不想被“中国”看成是蛮夷，要跻身于文明的诸国之林，任用商鞅，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秦王嬴政的手上，攻灭了“山东各国”，猎得了“中国”全境。但它在文化上，当时依然较被攻灭的诸国落后很多。它能“吞二周而亡诸侯”，跟它的野蛮和嗜杀有很大的关系。
史载长平之战后秦坑杀赵降卒四十万。图为长平古战场尸骨坑局部。
没有文化积累的政权和国家，虽然在文明程度上不及其它拥有文明历史的国家，但野性相对更足。在城防不够坚固的冷兵器时代里，这种野性就是战斗力，就像成吉思汗的蒙古一样。
契丹辽国能够欺辱大宋，金国却能灭了它；金能灭辽，背后的蒙古也能比较轻易地把它灭掉。一个比一个野蛮，一个比一个凶悍。这种情况在冷兵器时代，几乎就是一个法则。不是谁失败了谁就孱弱，更不是谁战胜了，谁就先进。胜败跟好坏、善恶完全不是一回事。当然，我们谁都希望善者胜利，文明程度高的胜利，这是我们的好心。可历史的前行，尤其是在私有制的时代里，推动历史演进的常常是邪恶的力量——人类自私的贪欲，而不是正义的力量。这是黑格尔的说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予充分肯定的经典理论。
后起的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政权，既然没有足以自豪的文明积累，它就可以不在文化取胜上面耗费心思，负担相对轻一些。精神上既不能取胜，它会用更加简捷的方式去争取出头露脸——追求在物质上的强大。而追求物质上的强大，多半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这种考虑一旦可以给自己带来实际的益处，比如技术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长，社会地位的提高，在战争中的胜率高等。以美国为例，为什么美国能够在二百多年间成为强大的国家，跟它没有必要的文化积累肯定有关系。美国的文化，起初都是外来的。它没有文化上的自豪，所以必须创造“新文化”。它要想在世界上获得文明国家的承认，只能首先通过物质方面的发展。这种内在要求，促使他们走上“效益主义”的道路，不顾及（也没什么可以顾及的）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单纯追求经济实力的增长，追求技术上的领先，追求在战争中的优势地位等等。这种做法直接导致功利主义的盛极流行。所以，美国是现代功利主义的重要策源地。中国也有功利主义，当下正在愈演愈烈，但是中国的功利主义，跟美国的功利主义不一样。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所以中国的功利主义总是羞羞答答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而美国的功利主义，则是赤裸裸的，毫无掩饰和顾忌的，所以才会在短近的期间内获得实力上的发展，就像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一样。
美国国土的扩张（资料图）
但是，功利主义的特点是只在眼前，不在未来；只在自家，不在大家；只在实惠，不在价值。由于这样的特点，功利主义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如今的美国人已经走出了纯粹功利主义的视野，开始有更加长远的文化建设的考量。而我们的社会，似乎却返身努力地步起了美国当年的后尘。从前穷怕了，现在感受技术的恩惠又太便利了。于是大家就只图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忘记了人文的重要意义。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如不唤醒民族文化的自觉，就将彻底将自己的文化基因舍弃掉了。
秦国当年的情况，就跟美国现在的情形相差不多，所以它才能很快就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商鞅变法，完全是“效益主义”的，或者叫功利主义的。因为秦国据此强大起来，他们尝到了甜头，所以，直到李斯和秦始皇，还在继续坚定地推行这种功利主义。他们只知道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优异，却不懂得文化在人生和社会中重要意义。历史和社会人生，不是为了政治、经济和技术而存在的；但政治、经济和技术，却必须为历史的进程和社会人生的需要服务。这个基本道理，秦始皇和李斯们不懂，也不想懂。他们只要懂得“我强大，谁见了我都得怕”就行了。而站在民众的角度，确实觉得他们很可怕，不仅是因为他们强大，还因为他们没文化。没文化还强大，那才真可怕。因为他没有顾忌，只要有利，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秦国君臣对于文化的疯狂打压，一方面出于文化是经济和利益发展的“滞动力”。文化总是试图要扶正方向，它要搀扶社会和人生，不要因为单纯追逐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滑向深渊，就像长者扶着孩子走路一样。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总想撒腿就跑，这样容易摔倒，容易摔坏，甚至摔死。长者们总要上去搀扶，嘴里还不断地叮嘱说：“慢点，别摔了。”文化就是这个社会的长者，面对技术和经济发展，不断发出各种劝诫和警告。没有这种劝诫和警告，经济和技术就会遵照物理学定律一样，把社会当成“物体”，只管向前推，社会就会因此而毫无阻挡的沿着下坡路加速度下滑，直至滚翻、摔碎为止。这就正是文化和文明，作为发展的“滞动力”的意义和价值的表现。
这种看似“滞动”之力，实际上却是正面的强大扶持之力，就像父母们仁慈和关爱的双手那样坚实而有力。这还只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之一，至于为发展提供后劲，为稳定提供资源，为和谐提供精神源泉之类，更不是本文所能道尽。
我不是说不要发展经济和科技，而是说必须把技术的发展，置于人文的引领和监督之下，否则它将泛滥成灾。没看见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恶化吗？说来说去，最大的原因，就是在发展技术的时候，舍弃了人文的引领和监督。因为意识不到人文引领的重要性，等到问题严重时，又想着用技术去解决。如果跳不出从技术到技术的怪圈，环境还将继续恶化下去。同时，社会还必须给经济的发展，注入充足的人文要素，这样它才会有长久的动力，同时也能相当程度地防治一切向钱看，而不是一切向前看，有效地防治人被金钱所奴化，成为马克思批判的那种“异化”的——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奴役的奴隶。
贾谊和历史上的很多学者们，都认为秦国的灭亡在于不懂“攻守之势异也”，没有施行仁义，只是一味实施暴力。尽管这是一个理由，但却是站在为统治者牢牢把住政权的角度立言，没有站在整个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历史的长河中去申说。当然，历史局限了他们，这不是他们的毛病。但我们今天看待历史，不能局限于只为统治者立言的立场，要是还像从前那样的话，我们的历史研究，就是自说自话，自己人在自己家里唠家常，跟世界既没有关系，也引不起世界的注意。现在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我们所处的国家，已经不是古代的小村落式的小邦国，我们需要跳出习惯性的窠臼，努力争取站在世界或者整个人类的立场上，来重新看待中国的历史。要不然，我们的历史，就永远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德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根本不用来关注，因为是你自家的事情，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我们也将永远引不起别人的关注，更不要说尊重了。（西部企业信誉网）
中国现代诠释学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以中国古典诠释学即传统的诠释之道为基础，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我们应当自觉地从诠释学角度回应我国当前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
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37岁的袁枚赴陕西候缺，途经马嵬驿。凭吊之余，写下了一首怀古七绝。诗曰：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袁枚这首诗强调大众的疾苦更值得同情，远非帝妃可比。
文坛大家与书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书中天地是他们从不曾失落的家园。藏书是大师之癖，然而藏书却不是最终目的。名家藏书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装潢门面，在他们看来，好书就像一坛老酒、一壶清茶，藏之愈久，品之愈香。
其实现在学中文的人很多，但是学中文并不是意味着“国学热”或者“汉学热”。不管怎么讲，“国学热”可能有很多比较复杂的因素，比较多面的成分在里面，并不是所有的“国学热”都可能创造一些正能量。
每个国家、民族、时代都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即使表面上看是多头的杂乱无章的，甚至于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瑕，但是潜心研究，不难看出，在多种多样的文化表象的后面总会有一个哲学思想起着主导作用。
普适文明，还是中国价值？或许这是一个伪问题。确切的答案是：以普适文明的胸怀，重建中国的价值。
我们今天关于政治的思考、关于宪法的思考，可以从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再度出发。
对于严复，郭嵩焘真正激赏的是他对于中西学术政治和文化差异的领会，对于西学的真诚面对与理性反思。这也是郭嵩焘所正在思考与乐于思考的，他们曾为此论析，“往往日夜不休”。
到底是两位汉代公主远嫁乌孙后留下的汉代古城，还是唐代的一座军城？目前尚无法作出定论，但博斯坦古城已经在特克斯河畔静静地坐落了1500多年。它还有众多的秘密等待着人们去探究去发现。
“大雪”时节，是一年中阴气较盛的季节，万物潜藏，养生也要顺应自然规律。应当避免风邪和寒邪的侵入，尤其是头部和脚部。此时借助天气的优势养阴，可以调整体内的阴阳平衡。
林风眠在人生最后的时刻，还在画国画。他吸收了很多西方的现代形式，透露出淡淡的优雅。国画近年的现代正方形构图最早应是从林风眠开始。
古代人给儿女起名字，其实是不尚华丽的。因为名字里加了花月红艳娉婷婵娟之类字样，容易被人误会为教坊乐妓者。
先秦史官与《周易》究竟有何关联？答案要从当时史官的职责方面来寻找。在先秦，史官所掌职责范围很广泛，主要有：记言记事、卜筮祭祀、掌天文历法、保管图书文献档案、草拟诏令，等等。
只聊聊古代笔记中“见不得人”的哺乳故事。
在中国古书和武侠小说中，从不缺和毒药有关的传说。
“画出来的脸皮”，显然依旧是教育男人的“大宪章”。
中国的事情历经万里传到欧洲，所编造的故事很多。
当过多的人投入到玉器生产，追求玉器的高等级，当一个社会的信仰高度集中、权力高度垄断文化，社会的活力也会逐渐丧失的吧？
茄式壶为清康熙朝景德镇窑创烧壶式之一，为清康熙官窑所独有。从其造型看，有人认为其当为宫廷医疗用器，也有人认为其为陈设器物。
在任景德镇督陶官近30年里，他潜心钻研陶务，主烧的瓷器无不精美，深受两朝皇帝的赏识，因此乾隆年间的官窑也被人们称为“唐窑”。
我国原产的“骰子”是14面或18面体，上面都是汉字，被称为“焭”。到东晋和唐宋时期，出现了正六面体的骰子。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下，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它自北宋创始，历宋、元、明、清各代，兴学不变。
随着清末改革学制，废书院，办学堂，辛亥革命后改高等学校等，直至湖南大学，均因旧址扩建，岳麓书院千余年来都是湖南高等学府所在，反映了祖国文教事业的悠久历史，是十分可贵的文物史迹。
自上世纪八十年岳麓书院经由湖南大学管理和修复以来，书院延续了千年的教育办学和学术研究传统，成为了全国书院中承继其传统功能的典型代表，被外界誉为“千年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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