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父亲被安排在当年周恩来总理临终住院治疗的同一间病房里。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3年6月3日第14版,作者:满妹,原题:《住进周恩来临终治疗那间病房》
1989年4月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医生建议,待病情稍有缓解,转到医院继续治疗。
转入北京医院治疗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同时通知了家属。经过全面检查,父亲的磷酸肌酸激酶为正常人的十多倍,这表示预后不良;病人烦躁不安,膀胱充盈却无尿排出,这说明病情需要进一步控制。
历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亲被安排在当年周恩来总理临终住院治疗的同一间病房里。不同的是,父亲住进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他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
结束了近两天两夜施工现场的嘈杂,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
病情一度好转
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住院第3天,医生同意了病人的要求,输液管被拔出来,输液停止了。
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纷纷到医院探视。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死发病的第7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笑着问警卫秘书李汉平:“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看到秘书不说话,父亲又打趣地说,“不要对我封锁消息嘛。”
父亲看到即将下夜班来查房的医护人员,又提起要下床活动的要求。医护人员认真地说:第一个7天虽然快过去了,但危险期还远没有过去,还要注意,最好不要下床。父亲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们怎么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呢?”
黑色的时刻
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又饿又乏。
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荧荧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化作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向无极的空间延伸而去。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
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母亲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赶到了医院,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挤满病房门口的机器和平静安详的父亲……
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母亲提出丧事从简
这天上午,从万分悲恸中清醒过来的母亲向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表示:“耀邦为党、为人民操劳了一生,无愧于党和人民。他年幼时就险些在‘左’倾路线和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倒下,活到73岁也算高龄了。他去得利索,没有带给大家多少麻烦,也给了我们6天半的时间。他生前提倡丧事从简,我们家属希望对他的丧事处理,也一切从简。”
这天日暮,连续月余艳阳高照的北京,竟春雨潇潇。百姓们说:这是天人同哭。
这一晚,夜气如磐,无声的哀思沉重低回。风雨中不知多少善良的人们噙着泪水,默默地为父亲扎花圈,设灵堂,起草挽联,抒写哀思。
这一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浮想联翩,写下一首诗: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
后来,这首诗被谱成曲子到处传唱。但是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献给谁的。
在这个悲痛的时刻,很少有人知道,会计司胡同的一盏台灯下,我的母亲长歌当哭,和泪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独秀红梅随冬去,落絮细雨泣无声。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
这让人不禁想起父亲在世时曾不止一次说过:“李昭如果不去搞工业,会是一个很好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