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遗产

我一直这样认为，屈原他是历史，因为：
 

1，我年轻时读屈原，敬爱之外，又觉有两样情绪，一是他的自恋，二是不停唠叨怀王种种，有点可厌。后来渐知屈子于世事不能忘情，至于楚国国事、怀王之类，只是他的接触点，一半是实际事务，一半是象征，他的这种关心，既是他的拖累，又是他精神上升的助力，而于“忠”的范畴，关系甚少。

 

2，怎样处理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屈子、孔子、庄子，不妨算是三个类型。中国人对孔庄的继承，千倍万倍于对屈原的继承。实际上，对孔子那种双重责任感（对社会、亦对自己）的继承，也不算很多，大多加以改造，先在精神上成为犬儒，而以社会目标，为一种遁辞；对庄子的继承，也有改造，很少有庄子提倡的身遁、心遁，大多倒是以庄子学为辞遁，自辩的漂亮话。

 

3，对屈原的批评，先看看来自儒家正统一方面的。最有名的批评，先是班固（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班彪（他说屈原不是达人）、扬雄（他说屈原不智，又说“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仲尼]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等等）等汉代人，在他们看来，屈原的诗好得难以企及，但其人格是有问题的（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令他们这样一班人尴尬）。至颜之推说屈原“显暴君过”，乃是说他不够忠，至贾岛，则连“孝”也用为攻击的工具。晁补之借韩愈的话说汉儒“不讥于同浴，而讥于裸裎”，再确切没有。

 

4，这种强行用一般范畴解释屈原，是一种主流，朱子的评价，算个代表。朱子一方面批评屈原“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语冥婚而越礼，抒怨愤而失中”，一方面又为他做了许多辩护。宋人对屈原的辩护，在咱们今天看来，有些也是对屈原的污辱，如做《楚辞补注》的洪兴祖，是拥屈的一员大将，他为屈原的辩护，全从忠列廉直这些范畴入手，朱子还赞扬他的评论是“发屈原之心至矣”，这些宋儒，实在令人气闷（后儒也如此，如刘献庭大谈屈原的“孝”，读来只觉可恶之极）。当然这些宋儒是真心爱戴屈原的，只是一正儿八经地立论，立刻腐臭，或年轻时的进取，未老便衰，而离屈原越来越远。朱子有首诗说，“昔诵离骚夜扣舷，江湖满地水浮天。只今拥鼻寒窗底，烂却沙头月一船”，这样的精神历程，在古代是普遍的。

 

5，正如孔庄在后世的儒生那里有某种合流，上面举的例子中，可以闻到丝丝庄子气。还有一批对屈原的批评，则庄气更浓，一般是将庄屈、屈陶对着说。张养浩“空快活了湘江鱼和蟹”，钟嗣成“试问屈原醒,争似渊明醉?早寻个稳便处闲坐地”，乔吉“江湖隐居,既学范蠡,问甚三闾”，张可久“清浊混沌待残年,休呆波屈原”，还算是上是感慨，至王恽的诗“用舍行藏圣有余，却从詹尹卜攸居。乾坤许大无容处，正在先生见道疏”，则亦可恶之极。这几个例子都是元代的，大概这时的人，最觉得屈原别扭，后如侯方域的“泽畔行吟帝期高，灵均憔悴寄离骚。幸留山野容闲放，稍待秋风觅酒鳌”，则是这种犬儒主义的代表作了。

 

6，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古代文人，对屈原的真正继承，实际甚少。是的，到哀怨时，他们就想起屈原来，但其一，哀怨在文学上有多个源头，特别是三百篇，其二，他们境况一好转，立刻忘掉屈原。唐代李德裕有诗云“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船暂吊汩罗人”，乃到病谪之身，忽觉与屈原有了沟通，很是可恶。徐渭骂得好：“无不长沙吊贾生，贾生亦自吊灵均。头陀暗里争餐鲙，却把干鱼哭向人。”大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九的精神在“争餐鲙”，只将百分之一，向湘江发些感叹，这样，悼屈的诗文再多，文章再漂亮，也算不是真正的继承。

 

7，何况，屈原的精神，远不止于此后儒理解的那些。他在后世，已少知音（两千多年后，胡适还说《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呢），在当世，真算得上孤独的天才。他的绝望，当有一大部分，来自无法评价自己，他是传统的开创者，而不能从任何一种现成传统中得到安顿，不妨将他与但丁比较一下，但丁从精神传统中得到的慰藉，是屈原从没得到过的，屈原无人可以与交谈，只好在想像上上诉天庭，然而只是想像而已。顺便说一句，战国时人的生死观，与后世不同，楚人的，与中原人又不同，屈原的，与时人又有所不同，他的死，在后来看有不可解处，在他，却是最自然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