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陈锡联
作者：灵犀一指（原创）
（一）、陈司令进京
1973年8月24---28日十大选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人，候补委员124人。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就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此外，同样出自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局委员还有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提议。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2月20日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12月22日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再次集中。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情况是这样的：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毛泽东宣布完了对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没有一个人耽搁，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去上任。
（二）、步步高升
1973年12月，陈锡联同志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他到任伊始，就组织勘察了北线地形，调整了作战部署，进一步巩固了华北边防。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一定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的指示，从难从严治军，狠抓部队训练，使全区部队的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他后来回忆说：“勘察结束回到北京，我即向叶剑英、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并就军区的作战设防、兵力部署、组织指挥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新的设想和建议。”“叶剑英、邓小平同志对北京军区的工作非常关心、非常重视，详细听取了我的汇报，并作了明确的指示，为军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遂行作战任务指明了方向。”
1974年1月初，南越宣布将在西沙地区勘探石油。实际上南越这次不光是口头宣称“勘探石油”，行动上也于1月15日派出巡逻舰“李常杰”号（舷号HQ-16）先期窜入西沙海域，16日又派出护卫舰“陈庆瑜”号（舷号HQ-4）赶来西沙。1月17日，叶剑英向总参发出指示：“西沙斗争开始了，立即组织班子，加强值班，注意掌握情况，准备打仗。”1月18日夜，周恩来总理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报请毛泽东批准）指示：“叶剑英召集军委五人小组（后苏振华参加，称六人小组）研究商讨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六人小组成员包括，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六人，由叶剑英、邓小平负责，到总参作战部指挥西沙海战。到1月20日13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收复三座海岛，俘虏对方48人，其中包括一名美国联络官。
这是陈锡联第一次进入军委统帅部参与指挥作战。六人小组虽说是临时的机构，但是领导全军的工作和批林批孔运动。
“军委六人小组”，至1975年2月8日才结束，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军委常委。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年1月26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建议将上年1月成立、受权处理南沙作战日常工作的6人小组（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增加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4人成立军委常委会。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重新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作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会由叶剑英主持。同时决定，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杨成武、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梁必业、总后勤部党委第一书记（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列席军委常务委员会会议。同年，又增补李先念、王震为中央军委常委。
1975年1月13日--17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代表2864名。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为朱德，副委员长为董必武、宋庆龄、康生等22人。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副总理。十二位副总理中，陈锡联名列第四位。
1975年1月起，陈锡联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防工业和体育工作。
（三）、主持军委工作
陈锡联是共和国第六位军委主持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位军委工作主持者是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协助者主要是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和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
1952年7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随后主持军委工作，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
1959年8月17日，林彪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部长的职务；任命罗瑞卿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免去黄克诚的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调整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朱德只担任军委常委没有担任副主席。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广州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便一直称病，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从贺、聂两位元帅的角度看也难办。他们要担负军委最沉重的工作，可名义上他们仍是军委副主席，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于是，凡事经过军委常委讨论，做出决定后，还得向林彪报告。1963年9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成为第四位军委工作主持者。毛泽东于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罪名，对罗瑞卿进行诬陷，并以“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等罪名，决定对罗瑞卿进行“隔离审查”。会后，罗瑞卿被撤销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长职务。。由杨成武代总参谋长。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后，贺龙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上海会议之后，林彪是中央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党内主管军事。1966年1月，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办理军委的日常工作。1967年1月11日林彪主持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顾问，萧华、杨成武为副组长。实际上徐向前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0人组成，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兵权掌握在了叶剑英手里。
1976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同时决定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陈锡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1976年2月，中央发了1号文件，内容有两条：一条是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一条是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当时，是军委常委又是政治局委员的人，有陈锡联、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毛主席说：陈锡联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管过炮兵，国务院也有个职务，就让他管一下吧。而且还当面对陈锡联说，你要挂帅。
1976年1月21、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一号文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一号文件”下发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专管外交。实际上，“专管外交”也是形同虚设。他在党内、政府内和军内的职务虽然还没有免除，但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叶剑英也被解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职务。对外的解释是：叶剑英身体不好，为了让他很好休息，以后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有人称1971年9月24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以来，再次被“半夺兵权”。
当晚，张春桥给叶剑英的秘书来电话，说要看看叶剑英。叶剑英马上打电话回敬张春桥：“我没有病，身体很好，不需要你来看。”跟随叶剑英二十多年的秘书头一次看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按照熊向晖女儿熊蕾的回忆，叶剑英确实是自己主动请的病假。
熊蕾在文章里写到：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熊向晖到他那里谈心。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熊向晖的意见。熊向晖说，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叶帅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有些记述叶帅在1976年的文章说，叶帅是奉命“休息”。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从当时的宏观政治形势来说，叶帅请病假是出于无奈，但是请病假本身，确实是叶帅自己提出的。2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熊向晖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熊向晖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叶剑英秘书王文理回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追悼大会刚开完，“四人帮”就杀气腾腾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迫不及待地夺取总理位子。1976年2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通知全党，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军委工作。这一文件的下发，打破了“四人帮”一伙夺权的美梦，但也使叶帅失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权，在政治上形成半靠边状态。２月１６日，就是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的第14天，中央又发了第三号文件，经毛主席同意，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叶剑英、邓小平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和讲话的通知”。
此间，除了中央、国务院、军委的一般文电、简报、资料继续给叶帅传送外，作战、情报等部门上报的文电没有了，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请示报告不见了，同党政军等方面联系的通信工具几乎休息了，就连我平日接触较多的一些同志也因害怕路线斗争而疏远了。总之，过去那种热烈、紧张、车水马龙的景象没有了，首长住地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我们遭遇的冷清局面很快过去了。特别是经过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后，许多老同志打电话、上门探望，派代表提建议和交换意见的人就更多了。那一段时间，叶帅先后同中央、国务院、军委三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几十位领导同志进行过接触。范硕同志所著《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写的很细，故不再述。
熊蕾回忆：
4月2日晚，叶帅又一次找老爹去谈话。叶帅说，他请病假以后，杨成武、王尚荣还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叶帅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恐怕他们不方便。近来，已经很少有人看他了。叶帅说：你现在还信任我，我很感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
老爹说：叶帅，你不能这样讲，首先是你信任我啊！老爹跟叶帅讲了王震的牢骚：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老爹说，虽然他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老爹告诉叶帅，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这表明在元老、重臣中，大家是以叶帅为首了。
叶帅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
老爹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这两次见面时，老爹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老爹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所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老爹这里来，沟通消息。
2月16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在叶剑英处境困难时，许多老战友、老部下来探望，给以宽慰。余秋里从广州回来，劝他到南方去休养一段，叶剑英回答说，不，这个时候，我哪也不能去，要坚持斗下去！
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从那时起，仍保留常委的叶剑英大多参加一些中央的会，而军队的事情则基本不再介入。
毛泽东的这项决定也使得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
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听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有一次陈锡联还专门打电话:“叶帅，你不能去广州。”叶剑英闻之有些生气:“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告诉夫人:“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王璇梅感慨，那时在中央工作的环境实在太复杂了。
陈锡联回忆：
“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经常向叶帅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叶帅也日常过问军委的事情，支持我的的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问题，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
1976年4月7日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总理。
叶剑英虽然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但他仍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4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叶剑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于是，叶剑英又开始在公众面前露面了，积极参与重大国务活动。
4月27日，他出席了庆祝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一周年的招待会。
5月1日白天和晚上，分别参加了首都群众庆祝劳动节的游园活动和焰火晚会。
5月27日，叶剑英会见巴基斯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谢里夫。
6月6日，叶剑英会见法国武装部队参谋长居伊·梅里上将和夫人。
7月11日，叶剑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朱德追悼会。
9月11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守灵。
9月27日，叶剑英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一行。
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叶剑英，便成了许多老帅们扳倒“文革派”的期望。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结识的聂荣臻，特意从城内来到西山，与叶剑英相邻而住，两人频繁交谈。而肖劲光、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苏振华等军队的高级将领们，都先后来到叶剑英住处，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使他们直接在叶剑英面前表达他们对这四个“上海帮”的不满。
《叶剑英传》记载：
叶剑英还接见军事科学院主要领导人粟裕、宋时轮等，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同时，他还与空、海军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他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
叶剑英交代汪东兴，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到“隔离审查”方式、场地的确定，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磋商，周密计划，慎重审查，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同时，叶剑英还以加强战备为名，和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领导人打招呼，要求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提高警惕。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亲自找耿飚交代听候命令带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特殊任务”。
——在这种被宣布“生病”交权的情况下，叶剑英仍分别接见了粟裕、宋时轮、韩先楚、萧华等高级将领。他分别嘱托他们要严密注意形势，特别是要在各自的岗位上，注意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防范万一。在毛泽东去世前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也服从叶剑英指挥，并与推荐他到中央来的毛远新实际上划清了界限，对于粉碎“四人帮”也起到了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锡联在辽宁乃至整个东北受那个“东北太上皇”毛远新的驱使，干了不少错事，由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到众多批评并为此而辞职，不过在1976年那个关键时刻，他还是站对了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后来在提出要陈锡联检讨的同时，还是肯定了他过去的功绩，中央顾问委员会仍安排他担任了常委。陈锡联在暮年发表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邓小平对他的评价，那就是知道他是“没有野心的”，“是不会造反的人”。
——一贯谨慎的叶剑英之所以能够拂逆毛泽东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毛泽东虽雄心不已却也力有难及。不但江青等人无法取得军队的领导权，毛也没有实现他限制叶剑英的愿望。当１９７６年２月叶再次“靠边”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叶剑英既不像完全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不像长期无职无权、处于‘休息状态’的陈云等老革命家，也不像早已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的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他是处于‘半打倒’状态的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仍然控制著军权。”甚至代理其职务的陈锡联也与叶保持联系，“在处理重大问题时，陈还暗中与他通气，取得他的支持。”
陈锡联回忆：
“当时，既是军委常委又是政治局委员的人有我、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毛主席说陈锡联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管过炮兵，国务院也有个职务，就让他管一下吧。中央开会的时候，我见到毛主席，主席当时眼睛不好，视力比较差，我就对主席说：我是陈锡联。主席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挂帅啊。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又拉着我的手说：你要挂帅啊。后来政治局开会，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提议。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的事情，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他要我收回了报告。这样一直到1977年3月中央正式发文件，宣布叶剑英同志的身体已经康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今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叶剑英同志负责主持，陈锡联协助。
“在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经常向叶帅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叶帅也时常过问军委的事情，支持我的工作。
“当时，一些同志由于对情况不了解，对我存在一些误解，说了一些批评、指责的话。我对此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原来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弄清了事情的经过，消除了对我的误解。记得有一次我在301住院，粟裕同志也在住院，他来看我，对我说：原来不了解情况，现在搞清楚了，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小平同志在找我谈话时也说：我是了解你的，你是没有野心的。”
天安门事件中的陈锡联
1976年1月28日，张春桥以受中央的委托之名找李先念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提议和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同时也传达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决定。李先念明白了，叶剑英“靠边站”了。
2月2日中共中央通过毛泽东批准下发文件还宣布，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
在4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是毛远新作会议记录，会议的首项议程是听取吴德汇报四五的局势。身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吴德，肩负着直接应付局势的责任。
大约夜里10点钟，姚文元接到了广场上的《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份报告，并在政治局会上传阅。这使得使气氛骤然突变。报告突出了反江情绪，引起江青的勃然大怒。她要求即刻动手逮捕冒犯者。其它人--包括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也赞成动手。江青还责骂吴德是老右派，“中邓小平的毒太深”，当然也就怒斥他打算把问题再搁置两三天的设想。吴德被迫自我批评，然后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商量，研究动手抓人的可能性。吴忠认为这么做只会激怒群众，局面反而更难收拾。吴德向政治局汇报了这个意见，但政治局却坚持逮捕。事已至此，会议便进一步讨论了预防措施里调动武力的问题。江青主张出动部队。这一主张得到军队领导人陈锡联的支持，但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反对动用军队，认为只应当使用警察，特别是以工人民兵为主力。华国锋则同意王洪文等三人的意见。
政治局决定在清明午夜过后搬除花圈，清理广场。当晚滞留在广场上的少数人群也遭拘留。到了5日清晨，所有花圈和大字报果然都消失了。由于当局事先未加解释，丢失花圈的消息便迅速传播开来。早上8点，广场上聚集了近一万名激愤的人群，后来的人数更是成倍地增加，很快就发生了官民的对峙和摩擦。人们挤满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要求还我花圈，并掀翻了一辆高音喇叭广播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警车。下午5时许，群众又捣毁和点燃了联合指挥部。
政治局决定立即清除花圈，也是个少有的举动。下一步关于清理广场的重大决定，鉴于广场上的情势沸腾，华国锋便委托毛远新请示毛泽东。5日早上毛远新来到了“游泳池”，与主席讨论了广场上的局势。毛远新在当天午后召开的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政治局在落实主席的批示时，在“动口”还是“动手”的问题上，还是发生了矛盾。王洪文刚听完主席指示，就主张动员十万民兵。吴德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北京民兵总指挥的倪志福则反对出动如此众多之数，说这可能造成混乱。理由是北京的民兵不像上海那样优秀。此外，吴德，还有华国锋，仍然希望在出动民兵前，对群众的劝说工作能够奏效。张春桥支持了这一想法，更建议使用电台广播，劝说群众撤离广场。江青也接受了这个意见，尽管在会上她指责吴德害怕群众。她要吴德本人去广场承担这项任务。于是吴德起草了广播稿，经华国锋审查后，政治局一致通过。
此后几个小时里，随着吴德讲话的反复播放，广场上的人群逐渐稀少。政治局决定进行广播时，还规定了从晚上8时整开始武力清场。吴德和倪志福又前去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与吴忠磋商。三个负责人都害怕流血，决定尽可能延拖时间，让广场上的人群减至最少。吴忠随后前往广场一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在那里协调清场的行动。8点刚过，华国锋和陈锡联便打电话询问为什么没有动静，但吴德等三人还是提出种种理由推迟行动。最后，大约10点半左右，华国锋和陈锡联又来了电话，指示不能再拖了。吴忠还是使出最后一招：命令打开广场所有的灯光，并最后一次播放吴德讲话，希望能再吓走一批人群。当大多数人离开广场后，晚上11时前后，暴力终于冲进了广场。暴力的场面，大约持续了10到15分钟，并且只使用了棍棒，没有致命的武器，造成的身体伤害也较有限。尽管有关伤亡的传言甚多，但事后查明，并无一人死亡。
在这件事上，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所撰其父亲的传记，或许可反映出邓氏一家对吴德的最新评价。毛毛特意不提吴德在4月4日政治会议上的发言，而在提及4月5日的广播讲话时，则突出“吴德奉命做广播讲话”一句。这意味着邓家理解吴德的身不由己。毛毛在书中也似乎有意隐去陈锡联不提，尽管后者长期是邓小平山头里的重要人物。
唐山大地震中的陈锡联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河北唐山上空电光闪闪，惊雷震荡；大地狂风呼啸。强烈的摇撼中，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在顷刻间被夷为平地。
7.8级强烈地震，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地震灾难，也是世界地震史上最悲壮的一次劫难。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那一个黑色的可怕瞬间。在河北省唐山市的地壳下12公里深处，长期集聚在这里的巨大能量骤然爆发，唐山这座著名的工业城市瞬间被地震化为废墟。唐山大地震造成242，769人丧生(包括天津等受灾区)、164，851多人受重伤、70万多人受轻伤、15，886户家庭解体、7821个妻子失去丈夫、8047个丈夫失去了妻子、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数十万居民转眼变成失去家园的难民，全国人民被投入到巨大的悲痛之中。
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老将军在回忆唐山抗震救灾时，作了这样的评述：“世界上有哪个城市能够经受这样巨大的灾难？死亡几十万人，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有哪个国家能够这样迅速地开展这样大规模的救灾行动？只有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做到，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做到！地震后只过了2个月，我们就恢复了水、电、通讯和交通，安置了伤员，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这是一个奇迹啊！靠什么？靠人民子弟兵全力以赴，靠全国人民大力支援，靠唐山人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最根本的是，靠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靠我们社会主义制度！”
1976年7月27日，北京军区这天是副司令员肖选进值班。28日凌晨1时,肖选进离开作战值班室，到办公室里的卧室休息。熟睡中他突然被剧烈的摇晃惊醒。肖选进当时就想到是发生了地震，迅速起身赶到作战值班室，要作战值班员迅速查明军区范围内承德、张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太原、临汾、石家庄、保定、天津等地的震情，并尽快与国家地震局取得联系。
各地的震情很快收集上来，发现天津、唐山方向震情严重。肖选进当即派司令部作战部科长朱金台带领侦察组乘车前往通县、三河县、蓟县一带勘察震情。随后，命令作战部将有关情况向总参谋部汇报。
刚布置完这些工作，4时2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打电话询问震情。肖选进首先汇报了收集到的各地震情，并说：“初步判断地震发生在东边，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已经派人去查。”陈锡联说：“很好！这次地震不同于海城地震，震灾严重，可能是毁灭性的，军区机关和兵种部队要准备救灾。军区要成立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就由你去负责领导，统一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判明情况后立即出发。”
肖选进受领任务后，立即着手组织军区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确定了从司、政、后及作战部、通信兵部、机要局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和部队参加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
判明地震就发生在唐山一带后，肖选进当即派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李民携带电台，乘直升机先赴唐山地区勘察震情。
清晨6时左右，北京军区唐山机务站报告：“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人都埋在废墟之中，形势非常危急。”不久，李民报告：“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灾情非常严重，必须火速组织救援。”
肖选进立即将最新情况向陈锡联和政委秦基伟汇报。陈锡联指示军区各兵种部队参加抗震救灾。
正午时分，肖选进副司令员和军区副政委万海锋、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后勤部副部长林杰等北京军区前线指挥部领导到达南苑机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省委副书记马力、省军区副政委谷奇峰，煤炭部部长肖寒等人也刚刚赶到。这一行20余人乘坐安－24飞机，飞往唐山。
成立的中央救灾指挥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华国锋、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吴德、纪登奎，并决定由陈锡联负责调动部队，赶赴唐山救灾，并在唐山设立前线指挥部，由刘子厚等同志负责。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该救灾指挥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调动军队抢救，并由联络员毛远新报请毛泽东批准。先后从北京军区二十四集团军（驻承德）、六十五集团军（驻张家口）、二十七集团军（驻石家庄）、二十八集团军（驻大同）、六十二集团军（驻太原），以及从沈阳军区四十一集团军（驻锦州），调动了共计十二万八千多人，相当于十二个师，到唐山抢险救灾。
海军航空兵地勤部队最先到达灾区
至今仍被列为机密的是，第一批最先到达唐山震中灾区抢救的是海军航空兵驻唐海、昌黎、乐亭三个基地地勤部队的三千二百多名官兵。这三个基地，距唐山震中最近，仅三十至五十公里的路程。
当华国锋、陈锡联接获唐山发生地震灾难后，先斩后奏，经由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下令，这三千二百名海军航空兵地勤部队，于当天下午三时十分，第一时间赶到唐山地震灾区。待中央救灾指挥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调动军队，距唐山最近的是驻承德的二十四集团军，有二百五十多公里的路程，当他们赶到唐山灾区已是傍晚七时二十分。
海军航空兵地勤部队的三千名官兵到达现场，既缺乏专业抢救的指挥班子，又极度缺乏抢救用的工具器材，只用双手、铁铲、撬棒等原始工具，除此之外，就是在现场用高音喇叭不停地朗读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犠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可悲的是，在愚昧的政治挂帅声浪中，在连续发生的五六级余震中，有二九五五名官兵死亡或伤重不治。
当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得悉三固基地的地勤部队三千多名官兵几乎全军覆没时，他双手捶胸，望着天空，嚎啕大哭，喊道：“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叫我们怎样向他们的父母、妻儿交待！”
曹国成回忆：
我们被领到中南海紫光阁。当时在会议室里有几位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桌上摊着一幅大地图，他们拿着红笔在那儿指指点点，气氛很紧张。不一会儿，吴德到了，好几个人一齐问：老吴！北京郊区怎么样？”吴德说：一会儿报数！一会儿就报数！通县大概是倒了400户！”
李玉林回忆：
看到我们进去，他们站了起来。我说：“首长啊，唐山全平啦！”李先念、陈永贵、纪登奎过来把我抱住了。记不清是谁说：“别急，别急，坐下来，喝口水，慢慢说……”所有人都问：怎么样？”我说着就哭了起来：“首长啊！唐山100万人，至少有80万还被压着吶！”在座的人都哭了。李先念问我：井下有多少人？”我说：一万！”他说：这上万人，危险了……”他又问：唐山楼房多还是平房多？”
我说：路北楼房多，路南平房多，一半对一半吧。”“得赶快想办法救人！”陈锡联递过一张纸，叫我画一幅唐山草图。吴德走过来问：“开滦总管理处那座英国人盖的大楼在哪个位置？”我指着图说：在这儿。已经塌了……”吴德叹了口气。他当过唐山市委书记，知道那座英国人盖的老楼那楼十分坚固，墙有一米厚。吴德说：“……唐山不存在了，唐山不存在了……”
曹国成回忆：我们提了三条要求：派军队；派矿山救护队；派医疗队。当时真是十万火急，我们说一条，会议上议一条。几个副总理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马上有人问陈锡联：“老陈！哪个部队近？”陈锡联报了一连串野战军的番号和驻地。正在这时，有个解放军跑进来报告：沈阳军区李德生司令来电，沈阳军区的救灾部队已经待命！和我们同去的空军同志打开皮包，掏出地图，标出全国各个机场的位置，立刻帮着拟订矿山救护队的登机方案。
当时主持会议的像是纪登奎。李先念低头坐在一边，纪登奎有时回过头去，问他：“先念，你看这样好不好？”先念就说自己的意见。他显得心情十分沉重，人比照片上看到的老。进去半小时之后，有解放军给我们几个送来了军装，有军医来给我们看病。当时我们都快垮了，玉林直感到恶心。国务院各部的领导都到了。他们开紧急会议，我们被领到隔壁吃饭，酱牛肉，咸鸭蛋，一人两三个的小花卷。我们饿极了，可都吃不下。陈永贵进来说：“你们完成任务了！”我们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直喊“毛主席万岁！”曹国成、李玉林、崔志亮的出现，使国务院副总理们深切意识到了灾难的惨重程度。中南海被搅动了。整个中国被搅动了。7月28日上午10时整，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李民率领指挥机关先头人员，乘飞机在唐山机场紧急着陆。
少顷，空军机关人员到达。11时，河北省委、省军区先头人员到达。12时许，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萧选进、副政委万海峰、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马力，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煤炭部部长萧寒乘坐的飞机降落。下午2时，三架飞机载来沈阳军区指挥机关人员和辽宁省医疗队。下午4时起，五架飞机分别运载大同、阳泉、峰峰、抚顺、淄博、淮南矿山救护队赶到唐山。此时，救灾部队正由西南和东北两路向唐山开进。
1976年8月13日的解放军《简报》载：“北京军区唐山抗震救灾前指召开会议，总结半月来的工作。万海峰副政委小结摘要如下：参加救灾部队共计10万人，包括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空军、海军、铁道兵、工程兵等部队。截至8月10日，共救出群众12245人……”
截至8月25日，共计159列火车、470架次飞机，将100263名伤员运往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上海、山东。
最先取车进京报警的李玉林回忆：
华国锋以非常激动的语调说道：李玉林同志，你是从灾区来的，最了解灾区的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你说吧，最需要我们干什么？
李玉林提出了第一条建议，这是在来京途中就考虑好的：“得派解放军，不怕多呀！”这时，只见陈锡联站起身，戴上军帽，一声断喝：“命令！”李玉林竟一下怔住了，原来自己身后站立着陆海空三军的军官，每人手上都拿着一个小本子作记录。陈锡联将军斩钉截铁命令道：“XX军、XX军、XX军……接到命令，不集中、不宣讲，目标———唐山！”
陈锡联刚口述完命令，刚一落座，李先念随即发问：“开滦煤矿井下有多少夜班工人？”李玉林粗略地算了一下：“8个矿，两万多人。”这时，他提出了第二条建议：从全国各大矿务局，抽调矿山救护队。
随后，李玉林提出了第三条建议：“从全国各省市抽调医疗队，现在唐山连‘二百二’都找不到了！”
纪登奎诧异了：“什么是‘二百二’？”
吴德答话道：“就是红药水。”吴德是唐山人，担任过唐山市委书记。
向党中央汇报地震情况和提出建议后，李玉林等3人如释重负。临走的时候，中央领导坚持把李玉林等人送出大门，要他们转达“唐山人民要坚强起来”。3个人驱车回到唐山时，天已擦黑。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指挥抗震救灾的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夸赞李玉林等3人“为唐山人民办了一件大事、好事”。从北京报信回来，李玉林才知道，他家里有14人在地震中遇难。
在昼夜奋战中，救灾部队共挖掘尸体7.3万余具，掩埋尸体9.7万余具，不仅使死难者入土为安，而且极大地改善了灾区的卫生状况。震后唐山市地方卫生、财贸机构一度瘫痪，70多万受灾民众衣、食、住、医无着，10多万救灾大军开赴灾区后，同样需要保障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后勤保障成为维系灾区的生命线。抗震救灾的后勤工作，既要保障部队，又要协助地方安排好灾区群众的生活。前指后勤组，成立了指挥、政工、供应、卫生、运输、防疫和营房等组。军地联合成立了医疗抢救、抢运和卫生防疫领导小组，设立了联合办公机构，本着先灾民、后部队的原则，很好地完成了抢救和外转伤员、抢运和分发救灾物资、供应保障救灾部队和受灾民众，以及卫生防疫等各项任务。
军队派出的125个医疗队，5400多人，各省市区派出的138个医疗队，1.04万多名医务人员，昼夜奋战，先后医治伤员上百万人次，抢救危重伤病员4.5万多人，做各种手术2.88万多例，不仅使就地留治的伤员得到了及时治疗，并且根据中央统一安排，对一个月内不能治愈的重伤员，及时向全国11个省市区转运9.35万多名，共计动用火车159列次，飞机470架次。
粉碎四人帮中的陈锡联
春夏之交李先念到北海散步，碰到正在钓鱼的陈锡联。陈锡联、李先念同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陈任师长，李任军政委。陈锡联主动对已靠边站、基本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李先念说：“那几个人（指‘四人帮’）怎么办？要想个办法才行。毛主席不让他们搞‘四人帮’，他们照样搞，政治局一开会就吵架，江青打头阵，搅得政治局无法正常工作。”这不是谈话之处，李先念说：“办法总会有，你还是钓你的鱼吧。”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及时察觉到这个情况。一次，他与李先念一起为毛泽东主席守灵。其间，李先念去洗手间，他也跟进去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朝他摆手示意：别吱声！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去找叶剑英商讨粉碎“四人帮”的对策。叶剑英在一张纸上写上陈锡联的名字，打上一个问号。意为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听以他的态度和倾向举足轻重。李先念也写上：“完全可靠，请放心！”接着，简要介绍了陈锡联向他两次通报“四人帮”行迹的情况。其后，陈锡联多次参加了华国锋主持的筹划小会议。
9月底，叶剑英专门交代时任海军政委的苏振华，利用国庆节的假日，约吴忠到密云水库去“玩玩”。
国庆节那天，苏振华向吴忠郑重说明来意，然后提出3个问题：第一，你对“四人帮”怎么看？第二，如果中央准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你持什么态度？第三，如果需要动用卫戍区部队，你能不能保证部队绝对服从华总理和叶帅的指挥？
吴忠庄重地请苏振华转告叶帅：他和卫戍区的全体官兵绝对拥护中央的决策，绝对听从华总理、叶帅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卫戍区部队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坚决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他说：“苏政委，请你转告叶帅，只要我吴忠在，除了来自华总理和叶帅这个渠道的命令，任何人都休想动卫戍区一兵一卒！”
“好！”苏振华异常激动地站了起来，端起酒杯，说：“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叶帅也放心了。你这个卫戍区司令员，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敬你这杯，希望你不辱使命！”吴忠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行动的那一天，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吴忠家里传达华国锋的指示，要卫戍区立即进入战备状态，负责逮捕“四人帮”在北京的党羽，控制要害部门和重要目标，确保中央的安全和首都的局势稳定。
吴忠迅速做出了部署，但向吴德提出了一个问题：“华总理向陈司令打过招呼吗?”
“没有。”吴德说。吴忠指的“陈司令”是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
“为什么？”吴忠有些着急，说：“中央有过明确规定，动用卫戍区部队必须经过军委的批准。陈司令主持军委工作，没有他的同意，部队的调动由于手续不全会受到很大限制。”
吴德想了一下，两眼直视吴忠，问：“没有陈锡联的批准，你真的调不动卫戍区部队？”
“是的。”吴忠回答，“这不是怕承担责任的问题，而是中央做出的严格规定。没有陈司令的批准，我只有权调动极少数人员，根本无法承担这样艰巨的任务。吴书记，你是卫戍区第一政委，这个规定你是知道的。”
吴德低头沉思片刻，说：“我马上去找华总理谈这个问题，你待在家中一步不要离开，等候我传达华总理的命令！”
吴德离开吴忠家后，找到华国锋报告了吴忠的要求。华国锋说：“这好办，你去陈锡联家，把我们的决心向他原原本本地讲清楚，请他授权动用卫戍区部队。”
吴德到了陈锡联家里，开门见山，详细说明了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和行动方案。陈锡联听后当即表示：“请转告华总理，第一，我坚决拥护；第二，需要我做什么，只要打个招呼，我一切照办！”
“现在就有一件事情，请陈司令批准。”吴德把来意说出后，陈锡联毫不犹豫地说：“原来如此，你大可不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吴忠就住在我对面，我叫他来当面交代任务，岂不更直接！”陈锡联说着，就打电话给吴忠，要吴忠立即到他家来受领任务。陈锡联授权吴忠，要他按华总理和吴德的指示，动用卫戍区部队执行任务。并说：在紧急情况下，你有权采取行动，然后补报批准手续。
6日下午，吴忠和吴德、杨俊生最后确定了执行任务的具体部队和带队干部，并商定，在中央警卫团逮捕王、张、江、姚4人后，马上以召开市委常委会的名义，逮捕“四人帮”在北京的党羽迟群、谢静宜，同时由卫戍区派人逮捕“四人帮”的另一个爪牙金祖敏。
8点半以后，很快传来“四人帮”就擒的消息。卫戍区立即在市委大楼逮捕了迟群和谢静宜，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逮捕了金祖敏。整个行动持续不到一个小时，没费一枪一弹。
10月7日下午，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吕正操之女，叶选基前妻），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为10月7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西山召开在京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请她立即转告。于是，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告诉他“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是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飞车”赶回宽街小平的住处，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家人的。得知这个消息，邓小平及其全家无比振奋，邓还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四人帮” 一粉碎，陈锡联就与李先念一起到西山去看望邓小平。一见面，邓小平就要与陈锡联拉手。陈锡联十分兴奋，他对邓小平说：不粉碎“四人帮”，就见不到您了。这时，邓小平耳朵已经很背了，由卓琳在一旁翻译。听了陈锡联的话，邓小平没吭声，但看得出心有同感。
（四）、协助叶帅
1977年3月7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恢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协助工作。
由于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对军队的干扰破坏，军队建设方面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197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全军：军委日常工作仍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
1978年之后，陈锡联请假检讨，1979年分别在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炮兵总部等地给陈锡联提意见，陈锡联到会检查，据说相当沉痛、深刻。当时只有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将军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在会上客观的评价了陈锡联，指出了他的缺点的同时，也说他战功显赫，没有上四人帮的贼船，而这番话的来由则是杨余傅事件之后，傅崇碧被贬沈阳军区时，陈锡联对傅崇碧的照顾和李德生黯然下野之后陈锡联对他的关怀。
宋任穷复出以后，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陈锡联重投门下，所以，在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陈锡联恢复了和老领导小平等人的关系，1982年和1987年两度当选中顾委常委，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切待遇。特别是叶剑英去世之后，陈锡联抛头露面的机会不断增加。特别是得到了军委主要领导对他前半生的高度肯定，这在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小集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1977年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通过由63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军委：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军委常委14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列席常委杨勇、梁必业、张震；秘书长由罗瑞卿兼任。
1980年1月10日，增补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杨勇、王平等为军委常委，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去其中央军委常委职务。
（五）、公正评价
陈锡联在回忆录里曾写道：“后来在一些场合，有些同志对我有些看法，小平同志知道后，说，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
邓小平说陈锡联：“你在北京不欠账”，“有错误不要紧，改正就是了。”
邓小平一言九鼎，让陈锡联少受许多滋扰。
陈锡联一直干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应该确实不容易。他14岁参加革命时，队伍是一支游击队，队长是徐海东，副队长是詹才芳。1955年授予军衔时，詹才芳才被授予中将军衔。九军军长孙玉清当过他的班长，可惜在西路军西征路上牺牲。1930年9月，他随部队第三次参加平汉路出击行动，当时任红一军第一师三团团长的倪志亮指挥行动，倪志亮是黄埔生，1955年授予军衔时，也是中将军衔。1931年11月，红军整编，陈锡联出任第四军第十师第30团通信班长。而在1955年授予四方面军上将军衔人员中，如许世友、王宏坤、陈再道等，在陈锡联参加革命时，那一个职务都比他高得多得多。
——陈锡联很会搞关系，很能团结人，锋芒不尖锐，不显露，很谙熟“中庸之道”。文革结束后，他紧跟华国锋，可好景不长，华国锋倒台，陈锡联做了好多次深刻检查，很诚恳，很感人，然而，更重要的是，陈锡联借用巧妙之法，很快恢复了与老上级邓小平的联系和关系，从而免除了不应有的误解、隔阂及看法，进而免除了可能要遭遇的囹圄之祸。
难怪有人说：陈锡联是一个很成熟、聪明绝顶的“两面狐”。（西部企业信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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