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大使其实是“美国梦”的胜利

2011年，当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子弟骆家辉，成为了代表美国利益的驻华大使，引来了众多围观和争论。最有趣的是有人骂骆家辉“一个中国人给美国当大使，这不是汉奸吗！”不过显然明白人要多点，有人谨慎地指出骆家辉是“美籍华裔”，出生在美国，享受美国的社会福利，当然应该效忠美国的国家利益，所谓“汉奸”的指责太没谱。

而骆家辉出身中下阶层，是教育使他的“美国梦”得以实现。他的祖父靠做佣工生活，父亲退伍后靠做小生意为生，骆家辉生活在这样的移民家庭，但是良好的教育是他有机会上升到美国上层社会，他受教育的时代正是美国平权运动的时代，他本身就是一个贫穷移民通过个人奋斗实现梦想的代表。

骆家辉认为，政府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成功，但应该让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实现梦想。在他担任华盛顿州州长任内大力推动高等教育的普及，解决校园潜在的治安问题，并致力于增加师资，推行小班教育，为了每个学生都上得起大学，他在财政预算中增加了27000个大学奖学金名额。

廉洁自律一丝不苟，低调简朴如同民众

而让骆家辉真正走进中国民众视野的是他一系列“简朴”的举动。2011年8月13日骆家辉走马上任，上任当天他背着双肩包，携妻子及3个孩子大包小包地跨步走来，没有警卫，也没有多少随从，“模样更像是一个普通华人带着家人度假归来”。

2011年9月，骆家辉选择乘坐经济舱去参加大连达沃斯论坛。在论坛上，央视记者芮成钢向他提问时调侃道：坐经济舱来开会是否在有意提醒“美国欠中国钱”？骆家辉说，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其领事馆的官员还是北京大使馆的，也包括总统的内阁成员，一般的规则就是乘飞机时坐经济舱。

对于这番对答，凤凰网曾发起一组调查，结果显示，45%的人认为这个提问“是以中国官本位的思维去审视它国行政运行机制”；而关于坐经济舱是否“作秀”的问题，有41%的人选择“不在乎是否作秀，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也能多坐经济舱”。

2012年4月骆家辉参加海南博鳌论坛时拒绝入住会议指定的五星级酒店，原因是，该酒店价格超出了美国政府所允许的差旅费用3倍。

从未有驻华大使如他一般“风光”

2012年5月初，陈光诚自行离开美国驻华大使馆，引爆了一场北京媒体的舆论战：“美国外交官不能逾越自己的本分”，美国大使的“大秀特秀”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中美关系“添乱、添堵”，“从陈光诚看美国政客拙劣表演”。

在官方媒体上，骆家辉的“罪状”是：“从乘飞机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买咖啡的‘平民生活秀’；到监测并公布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掺和北京的城市管理争论；再到胆大妄为地以非正常方式将陈光诚带入使馆——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谨言慎行的驻华大使，而是一个主动搅起矛盾漩涡的标准美国政客。”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日报》发文称，骆家辉“大大超过了一个大使本应扮演的舆论角色”，“以巧妙的方式干预中国舆论，增加中美之间新的误解和怀疑”；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人民日报》经济周刊主编田俊荣希望公众能看到这背后的原因，“他为什么会坐经济舱？因为美国政府规定大使的差旅费用是包干的，留下的是自己的”。

上个世纪，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让这位前燕京大学的校长成了最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美国人；而现在，回想这两年，骆家辉也足以让中国人印象深刻。

推崇骆家辉的背后是对部分官员的不满

有媒体和个人曾指责骆家辉作秀，他其后用一连串的行动给出了回答。无论到中国哪里，无论公务私事，他乘坐飞机就一直选择经济舱。在成都，骆家辉带领随行人员在宽窄巷子就餐，15个人点了17道菜共花销180元人民币，他自己再支付20元小费。

其实，美国人骆家辉备受国人称赞的那些作风，我们并不陌生。别忘了，崇尚节俭历来就是中国社会所珍视的一种品质，而官员的这种作法本身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许多国人之所以对骆家辉的清廉如此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当下中国有些官员奢靡作风的不满。

即使没有骆家辉，人们也会找寻其它参照系

平心而论，骆家辉的这些做法，在外交使节中并不罕见。中国很多驻外大使也都会自己拎箱子，自己排队。事实上，我们很难用“动机论”来猜测、指责这位大使。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评价他的行为本身是否恰当。但想来想去，最起码在作风清廉这一点上，骆家辉没有理由受到指责。相反，我们应该为这种久违的清廉作风叫好。

其实，正是因为中国人身边的这种清廉作风越来越少，他们才不吝将赞誉送给一个外国人。骆家辉只不过充当了一个评价的参照系，即使没有骆家辉，相信人们也会找到别的参照系。

骆家辉颠覆了很多中国人的认知

对很多中国内地的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袭的还是传统的民族主义教育，种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同一的。他们从种族主义的理由出发认为海外某个华人取得的成就——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科研——主要和他们的华人血统、文化有关。这在当今主要以国籍区分的世界政治版图来说显得有点一厢情愿，而当事实和他们的期望相反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反思自己的想法是否脱离实际，而会习惯性的指责对方是“背叛者”或者“汉奸”。

而骆家辉多多少少的改变了这一现象，他以华裔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中，骆家辉在不同的场合推销他的美国价值观，他似乎有意针锋相对，经常说一些大洋彼岸的政治常识与经验，敏锐的人们不会将这背后的动机简单解读为“希望中国融入世界”，尽管如此，对于很多人来说，骆家辉无疑是一个小清新式的政治家，他的华裔背景注定要带给国人以“熟悉的陌生人”的印象，因此不难理解，他提出的问题乃至不经意间对中国社会发出的批评，都容易被拿出来讨论。

只有骆家辉的所作所为被“正常化”，人们才不会继续追捧

其实，可怕的并不是骆家辉，而是导致人们不满的某些落后的因素。如果能有效地改变这些难以融入世界的因素，根除它产生的土壤，那么骆家辉的所作所为就会被“正常化”，也就很难再引起人们的赞誉甚至追捧。

此外，指责骆家辉的所作所为“别有用心”，也大可不必。一个国家的驻外使节，当然会努力展示本国的正面形象。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他的做法合乎法律和社会道德，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我们不但没必要排斥，相反还应该借鉴。对骆家辉所展示的清廉品质感到纠结甚至百般指责，是内心极为脆弱的人才会做出的事。

而这有赖于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司法体系的监督

骆家辉看起来的“怪”，恰恰是因为中国土地的“怪”，中国民众对骆家辉的羡艳与自嘲，恰是因为我们在政治文明中存在着足够大的漏洞和缺陷。补上这一课，需要有赖于政治文明的进步，规范官员“权力的边界”，有可为，有可不为。除了官员的自我约束与审查之外，来自外界尤其是司法体系的监督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如果承认骆家辉的“清廉”姿态是现代政府雇员应然的状态，那么，在当下中国的舆论生态中，有必要正视现象背后的共识：如何提升现代政治文明以及加强法律对官员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