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种草种树、治穷致富活动的开展，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功绩的肯定，报纸杂志广泛引用杨昌浚吟颂左宗棠的诗：“大将筹边尚未进，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引自秦翰所著《左文襄公在西北》。诗前有一段话：“光绪五年，杨昌浚应文襄公之约西行，见著道旁树，即景生情，吟诗一首。”诗后是一段评论文字：“前是思咏文襄公的豪情胜概，后是改造了王之涣‘杨柳春风不度玉门荚’的理解。传诵肃州大营，文襄公掀髯大乐。”然而无诗题。王秉钧将此诗收入《历代咏陇诗选》，新拟诗题为《左公柳》。清末民初，一些笔记诗选多收录此诗，虽文字略有出入，但均无诗题。《清朝野史大观》之《清朝艺苑》卷十《塞外上左文襄诗》条作“大将征西久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惹得春风度玉关”。来著录诗人名字，仅以“湘中游士某……献诗云”模糊处理。“征西”虽有气魄，但内涵远比“筹边”小。“引得”显比“惹得”有气势。然而上引两诗均把左宗棠称为“大将”，显得不伦不类。据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已晋为东阁大学士，秩正一品，总督陕甘如故。清代将大学士尊称为相国、宰执、中堂，作为部下的杨昌浚怎能将左相称为“大将”呢？民国初年的《湘雅摭残》解决了这个疑问。该书卷三收录了杨昌浚的这首诗，虽无诗题，却有编者的简述和评论：“秦陇道上，绿柳阴浓，皆左文襄西征时所植，世人名曰‘左柳’。杨昌浚有诗云：‘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盖纪实也。”这里将左宗棠尊称为“上相”，符合清代土大夫之间称谓的习俗，表达了杨对左的敬重。
那么，杨昌浚的这首诗最早出自何处？有无诗题？据笔者所知，这首诗最早出自杨昌浚的诗集《五好山房诗稿》。此为光绪乙巳(三十一年，1905年)刻本，四卷。按年编诗，起自咸丰二年(1852年)，迄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由杨昌浚的儿子杨鸿度、杨瀚檑、杨显桢校对。《诗稿》卷四在光绪己卯(五年，1879年)下，收录关于“左公柳”的七绝二首，既有诗题，又有自注：
嘉峪关七绝二首
第一雄关枕肃州， 也分中外此咽喉。
朅来跃马城西望， 落日荒山拥戍楼。
上相筹边未肯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注：左侯令防军自泾至肃时，沿途均种杨柳，有拱把者矣。
《湘雅摭残》的编选者收录了第二首七绝，删除了诗题及杨注，并将“湖湘子弟满天山”误为“遍”天山。“泾”即泾州(今泾川)，“肃”即肃州(今酒泉市肃州区)。
杨昌浚诗中对左宗棠推崇甚高，仰慕左的功业，流露出对左的感恩之情。因为，杨昌浚是在左宗棠麾下发迹的。他革职后，又是左保荐起用的。据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的《杨昌浚传》载：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浙扛巡抚左宗棠率师入浙，杨昌浚即随营出力，镇压太平军。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杨以军功授浙江巡抚。光绪三年(1877年)，杨昌浚因余杭县民葛品连妻(小白菜)与杨乃武案遭弹劾，上谕斥责巡抚杨昌浚“既不能据实平反”，又“哓哓置办，意存回护”，而被革职。杨返里途中，左宗棠自肃州寄书慰藉，杨有“相逢南雁增惆怅，喜得两书慰寂寥”的诗句，可见杨左之间“危难时节见真情”。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左宗棠的助手、帮办陕甘军务刘典以疾乞归。左宗棠抓住时机，“奏起前浙江巡抚杨昌浚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许之”。六月初七，杨昌浚在故乡湘乡接到左宗棠的信及疏稿，即作五律，题为《戊寅六月初日接湘阴侯相书并疏稿，因刘克庞(刘典)通政告养，请以浚往代》。可见两人交情之深。七月二十日，杨才接到赏其四品顶戴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上谕，“不觉涕零”，赋七律二首，发出了“君恩友谊知难谢，努力还赓出塞篇”的心声。杨即启程赴任，于光绪四年(1878年)底抵兰州，左自肃州大营来信邀杨于来年暮春至肃州视事。光绪五年(1879年)暮春，杨昌浚离兰州西行，见驿道旁左军所植柳树浓阴蔽空，联想到左的知遇之恩，即景生情，遂在嘉峪关前赋七绝二首，其中的“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一首以恢弘的气势，抒发了对西北生态环境的关注，一百多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收入各种笔记及诗选中，传抄过程中字句有差异，并被改题为《左公柳》等，均属正常的文学现象。《点石斋画报》将左公西北植柳，以《甘棠遗泽》为题作画，画面上穿行于长城内外、重峦叠嶂中的驿道两侧，绿树成阴，驿卒行旅跋涉其中，免受炎阳之苦，无不感激左公之德。据此画题款，左公平定新疆、调任两江总督后，一些无赖之徒盗伐“左公柳”，致使有些路段寸术无存。杨昌浚继任陕甘总督后，萧规曹随，“令将此项树木重为封植，复严饬兵弁加意巡守。今当春日晴和，美荫葱茏依然，与玉关杨柳遥相掩映。”
左宗棠何以喜欢种树，这还得从头说起。“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是打仗时后勤保障的重要性。左宗棠久历戎行，对深有体会。据天涯孽子《三湘人物逸事》载：左宗棠西征时，一运夫因天热口燥，偷拔农夫的一个萝卜解渴，农夫与之争斗，攀马向左告状。左莞尔一笑，对农夫说：“汝为老二，应敬老大。区区萝卜，不值争吵，老三为老大出钱还汝可也。”可知左宗棠行军作战，以运输为第一要务，特别重视运夫，谓运夫为老大，百姓为老二，他自己为老三。运夫通过道路输运给养军需，因之左宗棠更重视筑路栽树。
左宗棠平定关陇，进而收复新疆，是从潼关西进的，愈往西战线愈长，军需品运输愈为困难。因此，他令所部从潼关筑路，横穿陕甘，再分两路进入新疆。凡所需军火、军装、军饷大都来自东南，均经潼关西运。此路大抵沿元明清的驿道而筑，并令兵勇沿路植树，此即人们所说的“左公柳”。此为一艰巨工程。左宗棠书札说：“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须浇过三伏，乃免枯槁，又不能杂用苦水，用水更勤。”可知左宗棠深谙植树造林需“三分种，七分管”的道理，植树后即着兵勇严加管护，故成活率颇高。光绪六年(1880年)，左从哈密东返北京，见“道旁所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兰州)，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
自西汉赵充国到清岳钾琪、杨遇春等等，用兵西北的将领多矣哉，但均未大规模植树，何以左宗棠独具慧眼，“新栽杨柳三千里”呢？这是因为左宗棠自幼在湘阴柳庄，半耕半读，对农林园艺及生态平衡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及长，义致力于杂学、地学、农学等经世致用之学，故西征时，参酌秦始皇筑驰道的规制，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因地制宜，沿驿道广植柳榆，加强管护，以收遮阴、防尘、护路、路标、绿化的综合效益。
左宗棠还对西北的生态环境非常关注。据《甘宁青史略》卷二十二载：“安定(今甘肃定西)早寒，草枯木凋，村农纵火，山谷皆红。左宗棠见之，问知县，以烧荒对。”左说明代鞑靼经常犯边，明军出塞纵火，使鞑靼骑兵无水草可恃，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已承平，安能用此？“况冬令严寒，虫类蜷伏，任意焚烧，生机尽矣，是岂仁人君子所宜为？”遂自安定大营出示严禁烧荒，并通令陇东南及宁夏所属一体遵行。放火烧荒，是古代刀耕火种畲田的陋习，通过焚烧草木植被，殃及飞虫鸟兽，无非获得一些草木灰作肥料而已，其代价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水土的流失。烧荒尤对干旱少雨的甘肃中部地区危害最烈。
左宗棠是农家出身，对躬耕垄亩的田园生活心向往之，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活，自号“湘上农人”，流露出一种挥之不去的生态情结，故所到之处最爱栽树种菜植桑。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整治陕甘总督府后花园——节园(今兰州市委驻地)，筑槎厅，题名“一系”，开畦种菜，杂植薤韭、瓜瓠、萝卜，山药、冬寒菜之属，颇得故乡风味。他常常服短后衣，抱瓮灌畦，欣然自适。并题楹联日：“闭门种菜，开阁延宾。”“八月槎横天上水，连畦菜长故园春。”。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移节哈密大营，辟菜园二十亩，种植诸瓜菜俱全，在戎马倥偬之际，犹早晚步人菜园，督看浇灌，并使兵勇操演之余，耕种杂粮，不使游荡，实收赵充国屯田之效。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赴南京出任两江总督，每晨必到督署花园，呼吸清新空气，观看园丁灌园、锄草。左宗棠看到南京仪凤门一带有一座光秃高山，询知叫狮子山，不由慨叹：“狮子无毛，何以壮观瞻？”即捐银百两，令随从选购松柏桑茶树苗，绿化狮子山。又令随从踏看附近山头的土质，广植适宜树苗，还在城内空闲之地，遍植桑柏松杉数百万株，供百姓养蚕樵采。
左宗棠为了增加甘肃农民的收入，积极倡导植桑养蚕。兰州原有桑树，叶小葚多，经济效益不高。光绪初，左宗棠驻节肃州(今酒泉)，令人从浙江购来桑苗数百万株，分发全省农民栽种，兰州始有大叶桑树。兰州一带，则令帮办甘肃新疆善后的杨昌浚负责植桑工作，于是兵勇在莲花池(即小西湖，在今兰州陆军总医院一带)、东教场(今兰州军区联勤部)、黄河边，乃至节园隙地植桑。这从杨昌浚于光绪七年(1881年)所撰《小西湖记》中能得到印证：“”光绪六年东，余奉命来襄西事，就池侧隙地辟桑园二区，导民种桑。”至今，兰州市委院内犹存一株高耸云天的桑树，或许为此次植桑的子遗亦未可知。
植树举措虽取得很大成效，但最终却未能贯彻到底。自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移督两江后，有些无赖之徒，就开始盗伐“左公柳”。曾蒙左宗棠提携的杨昌浚继任陕甘总督后，飭令各地补植柳榆，严令兵勇加意巡守，“左公柳”一度得以繁盛。但自杨去任后，封疆大吏多无暇顾及，以致“左公柳”愈来愈少。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赴任兰州，路过陕西长武，在烈日中享受“左公柳”的阴凉时，发现“左公柳”已被饥民砍伐过半，缺处已不胜烦热。1933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游历陕西，亲见左公柳“今则旱槁之后，继以兵残，十里不逢一株”。不禁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是年末，《良友》画报总编辑梁得所率摄影旅行团，道出平凉东关，到白水一带，尚能见到“左公柳”，甘粗两三围。1934年春，张恨水漫游西北，一入甘肃，只见沿路“左公柳”砍伐殆尽，所余无多，均被剥尽树皮，用以充饥了。这应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甘肃大旱引起大饥荒的结果。张在感伤之余，写了一首竹枝词：“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叉充饭菜又充汤。”后经道路拓建伐树及盗伐，“左公柳”所剩无几。至1947年，安西县三道沟尚有老柳树10株，树上钉木牌，楷书“左文襄公手植”。20世纪80年代，平凉郊外公路旁还有“左公柳”，绵延数十里。至今酒泉公园还有4株“左公柳”。“左公柳”虽然已是凤毛麟角，但左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现已得到了发扬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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