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80年6月1日在颐和园
1979年6月8日，丁玲对中国作协的复查结论提出保留意见。她说，结论第一项历史部分说“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对此“我不能同意”，“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任弼时同志亲自审查了我的这段历史，作了书面结论，认为没有问题，结论经过毛主席审批。1943年我在党校补充交代的一点事实，没有推翻我过去交代的事实，也不曾改变事情的性质；没有根据，也没有理由以这一补充交代来否定或修改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正确结论”。她“再一次请求组织上根据历史事实”，“确认1956年10月2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不能成立”，“确认1940年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应该维持这个结论”。
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的审查结论认为：丁玲“在敌人面前屈服，向敌人写了申明书。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她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
丁玲已经感觉到历史问题结论的复杂性，她又找了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廖井丹说，“历史结论根本不需要重做，就是1940年的（结论），因为中组部并未提出问题。而全部只是作协闹了些名堂，其中1956年的结论，是没有经中组部批了的。他说已经决定历史（问题）由中组部处理，叫我们放心。我们可以经常催催就行了。”
但是中组部的意见也非如丁玲所愿。8月3日下午，中组部干审局两位同志约丁玲谈历史结论，陈明在当天日记中说：“他们仍维持中宣部1956年的结论。我们表示不同意，应恢复1940年的结论，将再写材料申述。”8月7日丁玲又给中组部写了申诉材料，8月13日陈明日记说：“我有一个感觉，我们是在路线斗争中的战败者、幸存者，不是战斗英雄。”
丁玲不同意历史问题结论，掌权者就不给她恢复党籍、户籍和工资待遇。
6月20日，戈扬、张凤珠来通知丁玲，第四次文代会计划在7月举行，要她作一发言。丁玲第二天致函“张僖同志并请转作协党组”，要求尽快恢复组织生活，“像1958年以前的两次文代会一样，明确地是以共产党员作家的身份参与会议。因为既然我的历史问题已经澄清，不存在敌我性质的问题，‘丁陈反党集团’根本不能成立，右派属于错划，改正结论中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和行政级别，恢复我的政治名誉，那末便应该如此。只是现在我的改正结论中关于历史部分尚在重写。对此，我已在今年6月8日呈交的书面材料中再次申述过我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考虑、采纳和及时处理，俾能早日恢复我的组织生活”。
6月24日丁玲再次写信，抬头是“中国作协党组并转报中宣部”，要求确认自己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文代会。两次写信都无回音。
6月底，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丁玲接到通知，要她参加政协第33组的党员会议。丁玲将信将疑，走进会场时她问召集人周而复：“我没有走错地方吧？”周而复热情地回答：“你没有走错，就在这儿。”周而复后来回忆说，第33组是一个大组，以文化界人士居多，大多数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站出来的，我担任组长，“根据这个组的党员名单，她被通知出席一次党小组会。”让丁玲出席会议不是周而复个人的决定，政协会议已经确定了她的党员身份。会后，丁玲激动地写出《“七一”有感》：“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整整21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一位记者来采访时见到此文，拿去发表在7月1日《北京日报》上，中国作协颇为不满，说是向他们施加压力！
又过了三个月，丁玲第三次致信张僖并转作协党组：“我的党的组织生活，至今没有恢复；我的生活费，至今仍按1975年‘四人帮’掌权、释放出狱时的规定，每月80元，由山西长治按月寄来；我的户籍仍在长治农村老顶山公社。”她要求按照复查结论所说，恢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恢复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9月20日下午去八宝山参加邵荃麟追悼会时，丁玲把信面交张僖。6月20日到9月20日，三个月，三封信，都无回音。
这期间，丁玲曾经想过走胡乔木的路子，他是中央副秘书长，1948年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问题上，解放初期在中宣部，乔木都待她不错，了解她与周扬的关系。丁玲在8月邓洁遗体告别仪式和9月邵荃麟追悼会上见到他，但两个场合都不是说话的时机，她给胡乔木寄了两本杂志，写了封1000字的长信，说“我曾在你领导与关怀之下，作过一段工作，彼此还是比较理解。我能接受你对我的直率，我觉得你也是能听下边的意见能洞察一些事情的”。“《清明》上的《在严寒的日子里》是我在全国解放初就准备写的长篇。当年由于周扬同志以党的工作为由，留我在北京工作，我勉强搁下这一长篇计划，承担起我不胜任的工作，谁知4年的工作，却招来了廿五年的压抑与沉重”，“我特别寄呈给你，作为这20多年来的一点汇报，并希冀得到一点指正”。但胡乔木没有回音。
丁玲看清了文艺界的局面，周扬势力仍然很大，他是邓小平点的将。9月23日，丁玲越过作协党组，把要求恢复党籍的信直接写给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并转胡耀邦部长。“难道因为我对历史结论有不同的保留意见，就能拖延党籍等问题的解决吗？万一我认为历史结论不合事实被迫做长期保留（这是党章允许的），是不是这些问题就一直不予解决呢？我想这是不应该的。现在离文代会日期不远了。我又一次向作协党组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向您们呼吁，恳切希望得到您们的支持。”9月26日致周良沛信说：“良沛！我们真是太被欺侮了。别人总是想把你压得出不了气，翻不了身。网大着咧。我们又还想写点文章，我们原来就是打倒了的，人家是一大山头，是一大帮，我们原来就是单个。又无靠山，又不愿拜老头子，又不愿学别人，那就只好心甘情愿躺着挨打算了。”
国庆节到了，9月29日丁玲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30日出席了国庆招待会。10月8日晚，丁玲、陈明访廖井丹，询问恢复党籍事，陈明日记：“答说以后告知”。寥寥数字，廖井丹不似从前那样热情爽快，也有难处，无论廖井丹还是胡耀邦，都不能不尊重周扬的意见。这件事后来还是走了中组部的路子。
10月22日，丁玲正式入住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的部长楼，陈明当天日记称为“乔迁大喜”。韦君宜社长得知此事，想到丁玲这些年没有收入，手头一定拮据，便和编辑室商量，决定预支2000元稿费给她做安家费用，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数目，在出版社也无先例，救了丁玲大急，他们用这笔钱购买了家具。
乔迁当日，中央组织部发出（79）宣干字22号文：“中国作家协会筹备组：丁玲同志的复查结论正在审批。鉴于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丁玲同志已当选为代表，请先自即日起恢复其党籍，恢复其组织生活，并请转告第四次文代会领导小组。”10月24日张僖与作协人事处负责人王翔云来通知丁玲，恢复她的党籍和组织生活。整整拖了四个月，终获解决。
由中组部出来说话，笔者以为应该是廖井丹和胡耀邦的主意，既名正言顺，又避免了中宣部内部的矛盾，而胡耀邦原是中组部部长，办这个事情不会太难。
黎辛说：1979年秋初，在一次文代会领导小组会议上，中组部宣教干部局郝一民副局长转达了中组部关于丁玲问题的意见，“中组部提出来让丁玲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并先恢复她行政七级的待遇。丁玲是全国政协委员，已经参加过政协党员会议了。丁玲现在在木樨地分了房子，一个月80块钱生活费有困难。作协复查办的负责人说，右派没有改正，不好这么做。副部长说，对没有改正的右派不能这么做的，至于中组部有什么意见，请写书面意见给我们。10月中组部来公函，先恢复丁玲中共党员的组织生活。”黎辛当时是文代会筹备组成员。“副部长”即周扬，刚刚在9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11月12日，中组部干审局电话通知丁玲，中国作协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将上报中央，问有无意见。丁玲11月16日上午去中组部讲明意见，12月21日又写了申述材料，表示不能同意作协复查办公室关于历史问题“维持1956年中宣部党委会的结论”的意见。中组部将此件作为丁玲对复查结论的保留意见，上报中央。
1980年1月25日，中央发电（加急），机发［1980］30号文：“中国作家协会：同意你们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关于丁玲同志历史上被捕中的问题，同意维持中宣部1956年10月所作‘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论。对该结论中说丁向敌人写‘申明书’‘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一词，可予改正。”这是中央的意见，顶天了。
1980年3月5日，中央组织部宣干字8号文件，通知中国作协：“经研究，同意恢复丁玲同志的副部长待遇。”中国作协的副部级干部不止一个，但丁玲的资历最老，工资最高。1985年12月3日，中央组织部干任字462号文件《关于确定丁玲等十名同志职务工资的通知》，通知中国作家协会：“丁玲等六名同志执行国务院副部长的职务工资标准，其职务工资额：丁玲同志为270元；张光年、沙汀同志为215元；冯牧同志为165元；唐达成、王蒙同志为140元。”
此文由《西部企业信誉网》摘自《丁玲传》/李向东、王增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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