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 1941年投入钱穆门下，从师问学长达半个世纪。严耕望一生研究，聚焦在政治制度史与历史人文地理两方面。前期为主的政治制度史研究集中在秦汉至隋唐的中古长时段。在学术大成的晚年岁月里，严耕望先后著成《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1998年，大陆首次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将上述三本小册子合编为《治史三书》。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获得授权，在大陆出版《治史三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前人评俞樾一生拼命著书，后学最受用的还推《古书疑义举例》；严耕望也著作等身，但对初涉史海的学子来说，比起其皇皇巨著来，《治史三书》也许最有启发之功，可以说是最佳治史入门书。除作为最佳史学入门书，《治史三书》的其他价值也值得重视。
●作为严耕望学术自传的价值
在20世纪中国中古史领域，继吕思勉、陈垣、陈寅恪等一代大师后，大陆可举唐长孺与周一良为代表，台湾无疑应以严耕望为领军者。严耕望既已进入中国现代学术谱系，对他的研究自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课题之一。胡适曾劝学界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以期“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严耕望没有留下自传，虽提及记有日记或生活日录，据闻也未保存下来。但《治史三书》里，既有《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专书，也有自道学史历程的专篇，在漫谈治史经验时，严耕望随时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研究者不妨将这些鲜活的叙述视为他的学术自传。林磊编著《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5年）时，就充分取资了这些素材，较详赡地勾画出这位史学大家的学术轨迹。
不仅如此，在《治史三书》里，严耕望对个人学术也自有定位。他自认为：“在学术上，不能算是先生（钱穆）的最主要的传人”，因钱穆之学“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但学术思想恰是他“最弱的一环”，因此自己的研究“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这种自我论定是客观而中肯的。
●作为现代学术史料的价值
《治史三书》的诸多回忆颇具史料价值。例如，他回忆内迁之初武汉大学历史系与文学院的课程设置，历史系教师有吴其昌、方壮猷、陈登恪、郭斌佳等著名学者，还算“阵容不很强”的；文学院开课的有文字学家刘赜、文学家苏雪林与美学家朱光潜等名家。严耕望与海内外诸多名家有过疏密不等的学术交往，包括亲炙问学的师长李则纲、钱穆与顾颉刚，求学供职校所的掌门人王世杰、王星拱与傅斯年，史语所先后同事李济、姚从吾、劳幹、全汉昇等。他在自道治学经历时，对这些人物或详或略都有叙及，即便吉光片羽，也足为研究现代学术文化史所取资。
除亲历的人事，严耕望对20世纪中国史家颇有月旦臧否，既有专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也有关于南北二陈与吕思勉的专论。诚如所言，这些评骘虽仅基于其“个人治史之意趣”，却不啻是对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一家言。作为弟子，严耕望对钱穆堪称实事求是。他逐一列举其师不朽之作，指出都完成在50岁前，而其后述作“多讲录散论之类，视前期诸书远有逊色”。即便对列入不朽的《国史大纲》，一方面推崇其创获与识见，足以追步司马迁而超迈司马光，另一方面也批评其“行文尚欠修饰，或且节段不相连属，仍不脱讲义体裁”。对陈寅恪与陈垣，严耕望也非一味肯定。他对《柳如是别传》的著述体裁与论题价值独持保留意见；对陈垣晚年缺乏史家定力，学术生命“即此而斩”，也有扼腕之叹。至于对其他史家与学人的片断评点，全书也随处可见。他论顾颉刚为盛名所累，与傅斯年一样，“对于近代史学倡导之功甚伟。惟精力瘁于领导，本人述作不免相应较弱”。严耕望评价现代学术史的人与事，其观点只是独得之见，妥当与否另作别论，却无疑值得玩味而不宜轻忽。
●作为古今学术名著的评点价值
严耕望研读与查阅过的古代典籍与今人史著难计其数，《治史三书》提及的就有数百部，随文或有评断，读者不妨以严氏书评视之。
在古籍方面，严耕望不仅重视历代正史、十通政书、总集类书、地志图经，而且强调佛传道藏、农书本草与金石考古类文献对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对相关典籍的瑕瑜得失时有要言不烦的评判。他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与钦定《嘉庆一统志》：“发现顾氏虽很有才气，但其书内容甚粗疏，错误很多；《一统志》虽是官修的书，成于众之人，但实甚精，往往转胜顾书”，完全是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长期考较两书后的心得体会。
在史料问题上，严耕望躬行“竭泽而渔”原则，主张研究中古史“更要尽可能的把所有关涉这个时期的史料书，全部从头到尾的看一遍”，现存中古书籍有限，这确是行之有效的经验谈。但印刷术普及后，传世史料急速增长，及至明清，要想将存世断代史料从头到尾全看一遍，终一生光阴也绝无可能，研究者自宜调整战略，而不必胶柱鼓瑟。但他强调先研读该断代正史与基本大书的方法，仍是必须力行的不二法门。
（《西部企业信誉网》摘自凤凰网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标题：严耕望与他的《治史三书》）
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主战场。法国启蒙学者们的思想存在保守或激进程度的差异，但在崇尚平等自由这一基本点上是相当一致的。他们还在东方的中国儒家文化中发现了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并备受鼓舞。
严耕望著作等身，但对初涉史海的学子来说，比起其皇皇巨著来，《治史三书》也许最有启发之功，可以说是最佳治史入门书。而除了作为最佳史学入门书，《治史三书》的其他价值也值得重视。
黄帝“轩辕氏”居民的文化面貌是什么样子？人们一直无法确指。黄帝“轩辕氏”崇拜“花”，说明他是“华胥氏”后裔。但他又有自己独特的“图腾”标志。《山海经·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中国的人口总数由商周时期的千万左右发展到清末的4亿，其过程并非等量增长，中间经历了几次反复和爬升，重要的梯级有1000万、5000万、1亿等。造成人口梯级性增长的原因，除政治、军事甚至气候变化等因素外，经济因素无疑更为重要。
今日儒学复兴被太多敌意和误解包围，困难重重。儒学界的任何微小偏差和失误都有可能被蓄意夸大，变成儒学复兴的障碍。不过，这同时也未尝不是一种督促。在虎视眈眈的注视下，复兴儒学的最好方式不是互相吹嘘、隐瞒缺点。
从宣化辽墓部分墓葬的穹窿顶上的花草图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辽汉人对契丹穹庐装饰风格的爱慕与欣赏。这些迹象，生动反映了汉地艺术与契丹草原民族艺术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特色和风貌，而且相互之间不断地发生交互影响。
一个没有前进目标的人，如何会有可成之事？无论你是要成就内在的人格，还是要成就外在的事业，首先要确立奋斗的目标。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
要心存温情和敬意，担负起守护它的责任。
金溪古村里保存的历史记忆和风格自成一派。这里传承的很古老的东西，比明清更早。
立夏一过，日长夜短，夏天人们有午睡的习惯。午睡虽是促进健康的一种良好手段，但也要讲究方法，否则效果将会适得其反。
民国时期，上海活跃的美术创作及其展览活动主要是借助私人开办的大型商场附设的展厅，以及各种画廊、画店，还有少数社会团体的活动场所举行。
“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这一天在天文历法上，是告别春天、迎来夏日的转折点。
“致良知”也就是把自己本有的、与天道相一致的、标志为人自身存在的真实本质的“良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实践之中体现出来。
孙悟空在《西游记》里使了诸多神通，这个神通了不得！已经接近了佛祖的境界了！
本文主要根据古代笔记中的记录，让读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赶尸”一窥管豹。
白骨精可能是中国最知名的妖怪，但在《西游记》中没有“白骨精”这个称呼的。
古代笔记小说里，那些与清明及善恶报应有关的故事。
宗教造像在艺术品市场异常火爆，国内外各大拍卖公司纷纷推出造像专场，并不断推陈出新，以新奇稀有、精致美观的造像拍品迎合市场需求。
《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历代书法界将其奉为极品。这幅作品，据说是王羲之酒后挥笔一气呵成。
明代宣德炉的诞生揭开了中国制铜史上的新篇章，其精密温润的材质、典雅圆润的造型，可谓优冠诸炉，甚至被明清文人誉为文玩之首。
“弹弓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说是从古至今玩了几千年，并且它的身份不只是一种玩意儿，既能娱乐，也是一门技艺和武功。”古代文献中也常有使用弹弓的“记录”。那么，弹弓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源的？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下，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它自北宋创始，历宋、元、明、清各代，兴学不变。
随着清末改革学制，废书院，办学堂，辛亥革命后改高等学校等，直至湖南大学，均因旧址扩建，岳麓书院千余年来都是湖南高等学府所在，反映了祖国文教事业的悠久历史，是十分可贵的文物史迹。
自上世纪八十年岳麓书院经由湖南大学管理和修复以来，书院延续了千年的教育办学和学术研究传统，成为了全国书院中承继其传统功能的典型代表，被外界誉为“千年学府”。
|
甘公网安备 62010202001905号